中国要被瓜分了。列强们带来的恐惧让国人一片惊慌。康有为愤怒了，他要再次大声疾呼，中国再不变法，就要亡国了！

1898年，又是举子们聚集京师参加会试的时间。当年4月，康有为邀请御史李盛铎出面，联合了一些官员和举子们，成立了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的保国会，并准备在北京、上海设立总会，在各省、府、县设立分会。

但可惜的是，保国会的寿命还不如强学会，这次几乎没有重要的朝廷大员参与其中。反之，保守派们的实力却非常强大，他们讽刺保国会的人“日执途人而号之曰'中国必亡！中国必亡！'名为保国，势必乱国而后已”，并攻击保国会“保中国不保大清”，“僭越妄为，非杀头不可”。在这些人的眼中，康有为等人俨然成为了危险的敌对势力。

在保守势力的攻击恫吓之下，一些人畏祸退出，其中包括了发起人李盛铎，他甚至加入了攻击保国会的行列，以求自保。结果保国会召开了三次大会后，由于会试结束，落第举人们返回故里，出席的人越来越少，最后也是不了了之。

当年还有一件大事，那就是恭亲王奕的去世。年轻的光绪皇帝对于局势的日益恶化何尝不是心急如焚，他也想利用这个机会，以变法求生存。后来，他便向庆亲王奕劻提及变法维新之事，并抱怨说:“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作亡国之君。”后来慈禧太后听了奕劻的转述后怒道:“他不愿坐此位，我早已不愿他坐之！”经过奕劻的极力劝说，慈禧太后才消了气，恨恨的说:“由他去办，等办不出看他怎么说！”

庆亲王回去后，没有把慈禧太后大怒之事告诉光绪，却只是轻描淡写的说:“太后不禁皇上办事。”光绪得到这个消息后喜笑颜开，便意气风发地在当年6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诏》，正式拉开了百日维新的大幕。

但是，变法的大幕还没拉开几天，慈禧太后便免去了光绪的师傅翁同龢的军机大臣和一切职务，将之驱逐回籍；同时，又任命了自己的亲信荣禄署理直隶总督。慈禧太后的决定可谓是老谋深算，她将帝党首领翁同龢罢黜，这让维新派失去了一个家长和缓冲的余地；而任命荣禄则确保了其对京师的绝对控制。

慈禧太后先下手为强，如此说来，维新派会有什么对策呢？殊不知，此时的康梁等人，正在为光绪皇帝毅然颁布《定国是诏》而欢欣鼓舞，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的到来。就在翁同龢被罢黜的第二天，康有为在觐见光绪时，不仅没有为翁同龢的免职提出任何异议，反而鼓励光绪将更多守旧的高官剔除出局。

据说康有为在朝房等候皇帝召见的时候，恰好遇到了新任直隶总督荣禄。荣禄问康有为如何才能够补救时局时，康有为语出惊人，他说将那些守旧的高官免职出局还不够，最好能够杀几个一品大员。荣禄大为震惊，随后便到慈禧太后那里密告此事。

除了荣禄在慈禧太后面前大说坏话外，那些觉得自己朝不保夕的反对派们也纷纷跑去告状，跪求太后回朝训政。慈禧太后见自己威望还在，心里十分舒坦，一直笑而不答。那些人不知所以然，又跑到天津督署向荣禄诉苦，荣禄深知慈禧太后的用意，便笑道:“先让他（光绪）去胡闹几个月嘛，闹到天下共愤，恶贯满盈，不就好办了吗！”

不错，在守旧派的眼里，当时光绪皇帝发布变法维新的上谕简直就是胡闹。短短的三个月，光绪发布了上百道谕旨，其中包括了“删改则例，裁汰冗员”；“开办实业，奖励发明”；“设立铁路，开采矿产”；“办理邮政，裁撤驿站”；“改革财政，编制预算”；“废除八股，改试策论”；“裁减旧军，改练洋操”；“设立学校，开办京师大学堂”等一系列新政策。

这些政策好不好？好得很。但中国的问题，往往坏就坏在理想主义上。这些新政策看起来很美，对将来的发展也是非常有好处的，但一个良好的出发点未必能产生好结果。以“废除八股、改试策论”为例，这本是这次变法中最值得称道的，但结果却是激起最强烈的反抗。

正如唐德刚所言，科举考试是涉及到“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和数以百万童生”的荣誉和进身之道，你康有为刚刚考中进士，却将这一数以千万人已为之奋斗或正为之奋斗的制度废除，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这些人所做过的努力付之东流，他们花钱买了那么多的考试秘笈，又花了这么时间熟悉八股科目，如今说取消就取消，这帐怎么算？

果不其然，废八股改策论的消息一传出，天下的读书人一个个激愤异常，口诛笔伐还不算，据说直隶的一些读书人甚至打算对康有为行刺，从肉体上消灭这个“名教罪人”！这样的结果，恐怕是康有为等人所始料未及的。

康有为太想当然了，他以为光绪皇帝往乾清门一站，“令群臣签名具表，咸去守旧之谬见，力图维新。谁要不服，重罚一人以惩其后。如此一来，一日之间，风云俱变，更月得数诏颁下，则海内皆动色奔走矣。”

更要命的是，在形势已经岌岌可危的时候，康有为还要揪着清朝那条敏感的“国宝”级辫子大做文章。他上书光绪皇帝，请求“皇上先断发易服，诏天下，同时断发，与民更始，令百官易服而朝”，并“大集群臣誓于天坛太庙，上告天祖，下告臣民，以今年为维新元年”。

对此，慈禧太后早就表示过强烈反对，费行简在《慈禧传信录》里记载了她的这样一句话:“若思日人之更衣冠，易正朔，则是得罪祖宗，断不可行”。这些政治符号，看似是剪刀加裁缝的简单事情，其实极为敏感，也只有在维新运动稳步推行的时候可以考虑更改，若试图以此来推动变法，岂是光绪和康有为等人所能掌控的？

由此可见，这一百多天里颁布的绝大部分政策，主次不分，贪多求全，又大都没有经过反复协商和权衡利弊便匆忙推出，这不但激化了各利益中人的矛盾，往往也使得这些政令在现实中不具备可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