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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争论，宣传部是比较苦恼的
当宣传部副部长是比较苦恼的，在我看来，当时一个总的特征是，“左”的思想还在阻碍改革开放，传统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许多人脑子里还根深蒂固，它被作为标准来衡量我们改革开放的新事物。当然了，我认为有的人关于解放思想的理解还是不够的，他们的讲话并不那么科学，那么确切，于是就容易被一些人抓住了辫子，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来批判。还好，我没有被抓住什么辫子。
江苏省的媒体也有过一些重大争论，当时有个文化界的人撰文说，四项基本原则要突破了，在文化界内部引发争论，北京也有人在批判这篇文章。省委宣传部知道后，没有参与批判。后来胡耀邦同志很快讲话了，胡耀邦同志是把这个事情了啦，说不要再纠缠了。当时好多同志讲话还是心有余悸，因为有些人老在抓别人的辫子，自己也不懂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却想做一个裁判官。
对反对“精神污染”，我是弄不清楚的。记得我到北京去开宣传部长会议，当时邓力群主持的会议，他是宣传部部长。他点名让我和上海宣传部副部长龚心翰发言。我在讲话中专门问了个问题，就是清除“精神污染”在经济领域里面能不能搞，经济领域里面要不要清除“精神污染”？因为如果搞“精神污染”，到处搞下去的话，经济建设也要被搞烂，去反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它们才刚刚起来呀，那样的话经济工作都得乱套了。请中央回答我们，否则我们不好掌握。讲了几分钟，邓力群马上回答了我们的问题，他说昨天请示了胡耀邦同志，耀邦同志说经济领域里面不搞清除“精神污染”，清除“精神污染”只在思想文化领域里面进行。
当时凡是穿牛仔裤，跳迪斯科，留长发，唱邓丽君歌曲等都叫“精神污染”。我觉得很可笑，我主张不要扩大化，人家穿什么衣服，穿什么花色，那是人家的兴趣爱好，你别问，只要不把裤衩套在头上就行，这是我在省宣传工作会议上说的，我开了句玩笑。我还批评了一些学校的干部，他们站在学校门口，把学生的裤管给剪烂了。他们认为那是资产阶级自由化。
我的这种观点在当时也是有争议的。不过我并不感觉到无奈，我们省里并不争论这些问题。当时省里常委干部主要关心的都是经济建设，特别把乡镇企业当作宝贝，“千万不要去碰它，让它们发展”。我们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对一些争论我们也采取应付的方法。而且老干部也很支持我们的工作，当时我们离退的老书记、老省长，他们的思想都很解放，都很开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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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梁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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