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大概要从儒士文人的生存状态和环境说起了。

我们知道，明朝是一个严刑酷法的时代，自从朱元璋坐上龙椅的那天起，皇上便将天下的大权紧紧地攥在手里，有着无上的权威。明朝开国时是设有宰相一职的，但设了几年，朱元璋觉得“一人之下”还有一个“万人之上”的人，心里有些放心不下，于是便设了一个“谋反”的罪名，把宰相一个个都杀掉了，并从此立下规矩，朱氏天下永不再设宰相一职，后来这话便成为家规国训，永远也没有人敢提议恢复。万历年间，张居正虽有宰相之实，却无宰相之名。所以，在整个明朝期间，虽不断有“太监弄权”、“阉人擅政”，把个朝代弄得鸡犬不宁，民不聊生，可无人敢提议复设宰相，帮助皇帝管理一个偌大的帝国。明朝中叶出了一个过继皇帝，因为他要称自己的生身父母为太上皇和皇太后，廷臣们群起而反对，这位皇帝便一气之下再也不上朝与他的大臣们见面，时间达十二年之久，用柏杨的话说，大明王朝那时成了一个无头朝代。就是在那样的情形下，帝国的朝臣们也无人敢有非分之想，可见那时儒臣们的中规中矩。

明朝的儒臣文士们之所以如此，大约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们自小所受的教育就是“忠君保国”，哪怕是一个混账白痴坐在龙椅上，一肚子诗文的臣子们也要向他跪拜叩头的。孟子说：“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告诫信奉他的学说的人忠君固然重要，但假若弄得民不聊生，则可能无君可忠了，提醒他们多少要体恤一点民情，让百姓们活得下去。可惜，在明朝，书生们读到的《孟子》一书却是钦定的删节本，那些保民恤民的话都被删削掉了，剩下的只有忠主卖命。再一个原因便是屠刀下的威服。明朝定国之后不久，朱元璋便大

开杀戒，忌惮功臣们功高盖主，担心自己死后子孙们压服不住他们，便在他当政的二十余年间，把与他一起打天下的功臣们大多杀掉了，且用的都是满门抄斩的法子，连门生故交都不放过。一面杀功臣，一面则是杀儒生。写诗作文章，凡是触犯了朱元璋忌讳的“光、贼、则”等字眼的，一律杀掉，其他就更不用说了。他的四儿子朱棣从侄子手中夺过天下后，又接着杀了一阵，其中仅“读书种子”方孝孺一案，就杀了八百余人。在开国之后的几十年间，父子们一路杀下来，砍掉的人头不可胜计，其中多数是儒生文士。面对这样的现实，谁还愿意拿自己的脑袋和皇帝开玩笑？结果是，血淋淋的人头，威服了二百余年的书生胆。

宋朝的时候，书生们挤不上入朝为官的独木桥，还可以做做学问，弄一弄什么“道学”之类，有了自己的创见便可以发表出来的，但在明朝，“理学”已成为皇家钦定的“真理”，用不着书生们再去动脑子，搞什么理论创新了，所以，在宋朝可以做的学问这时便做不下去了。虽然在明朝后期出现了李贽、黄宗羲、唐甄一类的学者，提出了“童心说”和“新民本”说，现在这些学说也已经成了显学，成了学者们研究的对象，但在当时却是地道的“隐学”，是“地下学者”，那些研究的成果都是偷偷地搞出来的，就是写的书也只好用《焚书》、《潜书》为名，不敢公开地印行。

公开地做学问不行，科举的路又窄得吓人，书生们还要吃饭，还要养家糊口，就是做风流才子也还要一些小钱的，所以，他们只好去寻别的活命的法子。

在明朝中后期的长江中下游一带，商业气息已是较浓的了，经济繁荣后便出现了一些有钱又识字的闲人，于是出版业便随之发达起来。书商们要赚钱，书生们要吃饭，有了闲钱的人们要惬意，通俗文学便出现并流行起来，流行得久了自然便流向了色情文学，因为“床笫文学”最能切中人性的欲望，最能成为畅销货。所以，色情文学一旦出现，很快就走上“畅销书”的排行榜，自然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