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贝形器(金沙)

那么，披着神秘面纱的三星堆文明究竟有着怎样的起源和发展呢？对于这一问题，笔者力图从三星堆文物迥异于中原文明的独特的造型、图案和文化气质等，来说明它并不仅仅是单一的某个地区的文化或文明，而是多种文化和文明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结果。三星堆古国文化所包含的文化内涵并非只为古蜀地方文明，它同时也包含了其他地区的先进文化因素，换言之，三星堆是在吸收和利用了古西亚、古埃及和古南亚的印度或南越文明等多种外来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地更新、发展和完善自己的。

首先，从三星堆出土的大量制作精美的金器来看，其工艺远远超过了同期的我国中原文化。特别是上述那柄金杖的出土，在我国考古史上还是第一次，其研究价值不可估量。它使得研究三星堆文明起源的学者们不得不将目光转向世界文明发源地的古西亚地区和古埃及。

众所周知，在我国古代，权力的代表并不是金杖，而是玉玺。但在古西亚地区及古埃及，其政权组织形式都是政教合一的，国王的权力不仅受到宗教的限制，有时宗教权力还可以凌驾于世俗权力之上。而金杖也一直是政教合一、至高无上的王权的象征，被看作是神赐予的。我们可以从汉莫拉比法典的浮雕中看到，神将法典赐予汉谟拉比王的同时，也赐予了汉莫拉比王至高无上的权力的代表——权杖。

在三星堆众多出土文物中，金杖仅此一件，足见其珍贵。同时，金杖上端布满了代表三星堆古国最繁盛阶段鱼凫王时期的图腾——鱼鹰及鸟，这都说明这柄金杖并不仅仅代表一种地位，也是一种权力的象征。这就跟我国传统的权力象征有所不同。而从三星堆出土的大量祭祀器物上看，古蜀国也是一个政教合一的政权组织形式。由此可见，三星堆文明深深受到了古西亚以及古埃及等两河流域文化的影响。

其次，从三星堆出土的造型奇特的青铜面具及器物上看，三星堆文明也受到了古南亚印度文明的影响。无论是那棵令世人震惊的青铜神树，还是那座令世人仰视的青铜大立人像，都采用了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焊接、失蜡法、分段铸造、嵌造、铆造等青铜锻造技术，而这些技术最早就是出现在古代印度的。并且，这些青铜器物上没有任何文字。而在同一时期，我国中原地区还没发现运用这种工艺制造的青铜器物，此外，当时我国中原地区青铜器主要是祭祀用的礼器，上面多刻有文字。

青铜冶炼技术最早出现于古西亚地区，逐渐通过不同的方式迅速地向四周传播，并且在传播的过程中不断地得到发展和提高，尤其在深受两河流域文明影响的古印度得到了很大改进。而一直热衷于与外界商贸交流的古西亚、古埃及或古印度商队，不但把大量珍贵物资带到了古蜀国，同时也将青铜冶炼技术带了过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在三星堆遗址发现有大量的青铜器物，但其中却看不出青铜冶炼技术从低到高的发展过程。此外，大量青铜人像或青铜面具的柔和线条和夸张造型，也和线条简洁明了、形象夸张突出的古印度人像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如青铜大立人像与身体不成比例的双手，以及青铜面具的阔嘴、纵目及大鼻子等。

再次，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都出土了大量的象牙和海贝，经专家考证和鉴定，象牙出自古南亚地区，现在的印度、越南和缅甸等地，海贝来自印度洋，有人说是朝圣者带来的祭祀品，有人说是用作贸易的最早的“外汇”。实际上，这是古蜀国通过“西南丝绸之路”与古南亚、古南越等海外贸易并文化融合的结果。

从今天三星堆所处的地理位置看，它位于四川盆地中心，四面都有地势险恶高山或者河流隔着它与外界的联系，因此，自古就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说法。也许正因其封闭，巴蜀先民们才更渴望与外界交流沟通。早在3000年前，巴蜀先民们就已开通了我国著名的“南方丝绸之路——两条从云南、贵州和两广等地通往沿海和缅甸、印度地区的通道。古蜀人通过这两条通道，加强了与外界的密切交流联系，不但输出了蜀地的特产——蜀布和邛竹杖，同时也带回了南亚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以及南亚的特产。

由此可见，“不与秦塞通人烟”的古蜀国，却一直与相距千万里之外的古西亚、古南亚等地通商并深受其先进文明影响，很不可思议。

实际上，自古至今，由于长期的战乱和民族的迁徙，世界文化的交流与传播从没停息过。而人类的文明也一直不是封闭的，不同地域的文明始终不断地相互联系、交流并融合。三星堆所曝光的古蜀国文明揭示了其鲜明的开放特征，爱好、宽容，兼收并蓄先进的异域文化。它从来不是一个孤独的文明，其背后隐藏着古羌人、夏商王朝、古西亚、埃及及印度等地各部落的古老背影。不同时期、来自不同地域的部落，带来了多样的文化而古蜀国正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迁徙中，成了它从宝墩文化到三星堆、金沙的转变走过了长达2000余年的生命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