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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定位的焦虑
文化身份焦虑是现代中国人身份认同焦虑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则是人们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困惑与焦虑。
先前的“天朝”是一个老大帝国，每个生活在其中的人都有一种自豪感。19世纪后中国被动地进入一个全新的国际社会，力图成为西方式的民族国家。但这个国家从一开始却是一个后进者、弱者。这种身份记忆刻骨铭心，一直左右着国人百余年的精神。
而随着民族国家观念而来的是19世纪末流行于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成为人们的一种信仰，弱肉强食被知识界普遍视为国际秩序的法则。这一世界图式让精英阶层具有一种强烈的亡国灭种焦虑感，人们迫切地寻求救亡图存、强国富民之路。这也正是20世纪的中国出现一次又一次剧烈变动的精神根源。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述焦虑感转化为内部制度变革的冲动，清末立宪和民主共和革命接踵而至。民国建立标志着中国人有了一个全新的民族国家认同。而此时恰值西方国家的殖民冲动消失，国人亡国灭种的焦虑有所缓解。实际上，从1922年开始中国的国际生存环境就根本改观，走上了恢复正常国家身份的历程：那一年召开的华盛顿会议签订《九国公约》，保障中国的领土完整与行政自主，日本交还威海卫租借地并撤出山东，同时修改中国与各国以前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也提上议事日程。
到抗战前，中国已废除了大部分不平等条约，抗日战争激发出全民强烈的民族主义激情，把国家、社会、个体整合成一个人人都意识得到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的自我身份认同就此稳固形成。通过这场战争，中国人也初步找到了世界大国的感觉，中国成为战后建立的联合国的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
不过，“中华民族”在外部世界中确立自己的身份，并不能代替内部政治秩序对于人们的国家认同的决定性作用。内战爆发，政局翻天覆地，此后三十年，中国以世界革命领导者的身份自居，这本身给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也带来一种荣耀感。封闭的环境让人们无从了解西方世界的现实，这更有利于培养盲目的自豪。
但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对外开放，展示了一个让人震惊的西方，人们再一次产生了一种急起直追的紧迫意识，学习西方、融入国际也成为一个民族的集体共识。到90年代初，这种共识解体。有人连续发表著作呼吁中国可以说“不”。随后的经济增长使国家经济实力增强，更推动普通中国人对世界、对自己的看法发生微妙变化。
在自己强大之后，人们似乎反而更愿意回忆过去的伤痛。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以来普通民众的心理似乎更加敏感，对历史屈辱的回忆更为执着，并在这种记忆基础上观察自己和曾经的对手。因而，人们格外关注日本的一举一动，并且本能地做出愤怒的反应。面对日本，人们似乎完全忘记，中国本来是战胜国，中国本来应当在构建两国关系新格局中发挥主动作用。
在知识圈中则出现一种对国力的自豪感。较早时，学者们嘲笑“休克疗法”之后的俄罗斯；最近几年在中国与印度的对比中，部分经济学家对印度的增长大不以为然;在关于拉美模式的讨论中，也有一种蔑视眼光，尽管事实上，拉美大多数国家的绝对经济水平都在中国之上。现在，有一些经济专家也在预测，“中国的GDP何时将赶上美国”。
但是，近两年来，民众对于学者们的这些豪迈议论却产生了抵触情绪。人们提出一个问题?珿DP规模、国家崛起是否增进了我个人的福利？于是，民族国家的认同焦虑再一次指向了内部治理秩序：当世界已经承认中国的大国身份的时候，民众怎样才能过上一个大国国民的有尊严的生活？
克服精神危机的制度之道
至少从精神角度看，文化与国家身份焦虑一直困扰着中国人，尤其是较为敏感的知识分子。
但过去一个多世纪的大多数时间，感受到这种焦虑的人们似乎总是在极端的情绪、观念之间摇摆，而难以做出理性的抉择。在大众媒体与互联网时代，这种困扰以一种更加缺乏节制的语言将其表达出来，让问题显得更为尖锐。
那么，今天我们能否超越历史、超越激情，理性地解决文化与国家认同焦虑，在古、今、中、外的坐标系上，找到中国人在文化上与国际上的定位？
应当说，文化与国家身份意识不应当由国家自上而下地强加灌输，那样的结果肯定是扭曲人们对自己、对国家的认知，就像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上半期的德国、日本出现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狂热。文化与国家身份认同，既然是一种主观的集体意识，那么，其恰当的形成过程，就是集体的自愿选择，即通过知识分子的理性辩论，通过无数民众的自由行动，而自然地、自发地生成一种文化认同，它将同时具有包容性和区别于他者的个性。
非常重要的是民众在现实中的选择自由。与韩国、日本、或者与香港、台湾地区相比，中国大陆的传统文化价值、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态曾经遭到了较为严重的破坏。这种破坏导致传统在至少两代人那里中断；在政治性认同丧失吸引力后，人们对本民族的文化认同找不到根基。当然，也有一些民众开始自发地回归传统的习俗、信仰、生活方式，但这种自发努力在很多方面又遭遇制度瓶颈，而无从自由伸展。
应当说，西方文化、生活方式进入中国，让人们多了一种选择；同样，传统的复兴也可以丰富人们的生活。因此，中西交织于当代中国，乃国人的一种福分。部分人士对于传统式微的焦虑感，其实来自于“文化市场”上的过分失衡，而这种失衡实与官员的心态、与政府的作为与不作为有关。比如，一心追求现代化的官员是否乐意看到传统的复兴？另比如，假如政府能够将传统节日列为公众假日，自可使某些传统习俗逐渐复兴。
国家身份认同同样不能由国家强加，而应当由人民在历史的背景下自愿选择。也即，需要各个群体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念和诉求，首先形成一种精英共识，再形成一种更具有价值导向意义的民族共识。这种身份共识可以约束国家的具体战略选择、战术选择，从而让中国负起大国的责任，也能在国际秩序中同时达成道义的与利益的目标。
总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使文化与国家身份问题得以解决，身份认同焦虑有效缓解，归根到底，是整个社会、整个民族的事情，它需要知识分子、官员、民众的理性辩论、良性互动，需要人们正确地认识自己与国家的道德目标和现实利益，并自由地做出明智的选择。
而这一切的前提是宽松的制度环境。文化与国家身份认同问题不能化约为制度问题，但能够展开理性辩论、平等参与的制度，乃是解决集体身份焦虑，让一个民族的文化较为健全地生长，人民在内部和外部享有较多尊严的前提。（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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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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