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集纳一组这方面的具体事例，来说明周恩来是如何殚精竭虑保护社会栋梁的。

1966年12月2日，周恩来审阅新华社报道11月28日“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 的新闻送审稿时，在其中点名称彭真、刘仁、郑天翔、万里、邓拓、陈克寒、李琪、赵鼎新和陆定一、周扬、林默涵、夏衍、齐燕铭、田汉、阳翰笙等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三处文字旁画了双线。随即，他将阅后的送审稿送毛泽东审批，并附信说明：“这一报道，已经文革小组通过，并经林彪同志审定。在第七、九、十三页中有三处指名批判了一些人，是否合适，请主席批告。”第二天，毛泽东在审阅时，把这三处点名批判的人名勾去，并批示： “退总理，已作修改，请再酌。”周恩来阅后批告陈伯达、康生、江青：“速阅转唐平铸同志办，即照毛主席批改件发表。”

12月4日，周恩来得知在江青、戚本禹策动下，一伙造反派于凌晨揪走了彭真、刘仁、万里、林默涵、夏衍、田汉、许立群后，十分焦急不安。江青却对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得意地说：“小将们干得漂亮!群众起来了，你们想保也是保不住的。这一下你这个卫戍司令也甘拜下风了吧!”周恩来当即严肃指出：“不能开这个先例，不能随便把人抓走。”同时，他指示北京卫戍区、公安部立即把人找回来，并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向有关红卫兵组织打探被抓人的下落。在情况查明后，周恩来严厉批评这种绑架行径，勒令他们不要搞游街示众，将被揪走的领导同志立即放回。随后，他又指示卫戍区制定保护方案，保卫好他们的安全。经周恩来批准，卫戍区把这些同志护送到安全的住地。

12月24日，就北京航空学院等入川红卫兵到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揪彭德怀进京事，周恩来电告中共中央西南局，并嘱秘书电告成都军区：(一)由成都军区派部队与红卫兵一道护送彭德怀同志到北京，沿途不许任何人截留，不得对他有任何侮辱的言行，绝对保证他的安全。(二)不坐飞机，由成都军区联系火车来京。(三)由北京卫戍区派部队在北京站等候，并负责安排彭德怀同志的住宿和学习。

12月28日，嘱咐秘书打电话告诉邓子恢：今天农口的批判大会，他可以称病不参加。

12月30日，周恩来得知国家经委造反派将前往广州揪薄一波回北京后，电告中共广东省委，应由军区派部队按护送彭德怀的三条，乘火车护送薄来京。第二天，周恩来又就部队护送薄来京事，嘱告总参作战部：路上要注意，防止发生意外事故。

1967年1月3日、4日，周恩来连续三次同军队院校和文艺单位造反派代表谈话，说服他们取消将在5日召开的矛头指向叶剑英、陈毅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他严肃指出：把批判全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矛头指向叶剑英、陈毅两位军委副主席，是指错了方向。把叶、陈当作军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是错误的，不符合实际。大会不能开。造反派不得不答应会议延期。

1月8日凌晨，接到造反派冲击中南海各门，要求揪斗中央领导同志的报告后，周恩来把造反派召集到人民大会堂，说服他们不要采取这样的行动。他严肃指出：党中央不同意这样做。你们要揪斗的谭震林、陈毅、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等同志，都是处在我们党和政府工作的第一线，都是在毛主席身边做实际工作的人，每天都有党和国家的大事需要他们参与。

同一天，周恩来出席“全国石油系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当有些造反派呼喊“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口号时，周恩来当即背过身去，以示抗议，并且严肃指出：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定上，他们两位还是党中央常委。批判可以背靠背，不要用揪斗的方法。

1月18日，周恩来嘱咐秘书告诉二机部部长刘杰，不能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

1月中上旬，周恩来得知造反派抄陈云家的消息后，立即派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前去制止。他还指示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把陈云从新六所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月24日，就安徽、贵州等省的监察委员会的群众组织要求把时任中共贵州省委第二书记的钱瑛，揪回省里批斗事，周恩来批示：“暂不必去安徽、贵州”。

1月25日，在接见财贸系统造反派的代表时，周恩来强调指出：不能把“长”字号的都排弃，要留一些“长”字号，保证业务畅通。否则，你们会走向反面。不打招呼，自由捉人，把那些部长随便揪走，这不是我们提倡的办法。他还说：穆欣不能定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你们说叶季壮和“黑帮”有关系，我们没有这方面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