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后，我曾在一个会上听过浩然讲话，我愣了一下：这不是浩然的声音嘛——我马上醒悟，这是一个错觉，多年前餐桌旁的播讲者是曹灿：男中音，每一句中宣喻式的煞有介事的起始重音和暗示性的拖音，在庄重和引逗之间滑行。至今翻出一页《艳阳天》，我仍能在内心按照曹灿的语调诵读，我认为，那就是浩然本人的声音，奇怪地混杂着造作与生动。当浩然死后，批评家们都承认《艳阳天》是生动的，并把这种生动和浩然的政治意图谨慎地区别开来，作为一种次要的、附带的效果，好像在说尽管他的头脑错误，但所幸身体还好，但我认为，浩然的身体和头脑并非全然割裂，其间必有复杂和隐秘的路径。

浩然已死。我向他表示敬意。这并非仅仅出于对死者的礼貌：凭着事后聪明，我断然不能同意浩然的“金光大道”，但是，他为一代人的生命和奋斗所做的热情辩护仍然值得后人慎重倾听。世上的书、世上的故事被禁止，这并非浩然的意图更不是浩然所为，而如果没有浩然，1970年代早期的中午将会荒凉寂寞。我永不能轻薄地对待浩然，因为浩然曾带我触摸热带之冰。

浩然属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一个边缘而光辉的、很可能已成绝响的谱系——赵树理、柳青、浩然、路遥，他们都是农民，他们都是文学的僧侣，他们都将文学变为了土地，耕作劳苦忠诚不渝。他们像相信土地一样顽固地相信文学，这在如今的人们看来或许虚妄，但也使他们在历史的颠簸中有根底、有所不为。浩然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春风得意，他也曾亢奋，也曾受宠若惊，多年以后，人们说，他是个农民，有“局限性”，但不曾作恶，总的来看是个“好人”。这是大度宽谅，但在翻阅当时的一些记述之后，我认为我们未必有资格宽谅他——设身处地，扪心自问，我怀疑我们是否会比浩然做得更好，而当时的很多人倒真是没有“局限性”，他们在得意和失意时的所作所为全无底线。

我们低估了做一个“好人”所需的内在力量，就浩然来说，除了本性善良，还因为他心中有牢固的“本分”：“文革”前，他顶撞要他去参加“四清”的领导，因为他要写作；“文革”中在最显赫的时候，他也是苦闷和焦虑的，他的迎合中隐伏着执拗的闪避：“我能写作就心满意足了，我对上面躲都躲不过来，还当什么官？”——我相信这是真的，浩然的根本“局限”在于，即使在政治和历史的强力支配之下，他依然坚信他生命中另有重要的事、另有重要的价值，他惦记着收获，他不忍荒废了他的土地。

在我看来，20世纪精神史上最灿烂最动人的一幕发生在1945年的列宁格勒：以赛亚·柏林与阿赫玛托娃深夜交谈，在压抑和危险的氛围中，他们一见如故，似乎横亘在他们之间的铁幕并不存在，他们的谈话确证着欧洲文化的统一性，对文学、对人类精神的信念支持他们抵御了历史的黑暗和内心的黑暗。

而浩然，他远比他的远方同行孤独，他的内心并不具备那样强大而丰饶的精神资源，这也是中国作家的普遍境况，是他们领受的无根宿命。浩然只能凭依农民式的对文学的朴素信念，在1970年代我所倾听的声音的背面，他左右为难，一脸苦相，正在含混尴尬地低语。这一份执著不足以让他写出他所梦想的不朽作品，但足以使他成为一个“好人”。

浩然的晚年沉默无语，现在，这个沉默的人、这个把声音留在无数人记忆中的人已归于土地，愿劳作者安息，愿好人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