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也到武昌，住在后长街进去的一条小巷子里，我常常去看他，一个星期中有两三次。他的生活极为清苦，有一个女工招呼他，有人说就是他的太太。我那时主持艺文研究会，筹得一笔钱，许多学术文化界人士要逃离战区到后方去，而缺乏路费的，就接济一下。我那时指定一个职员跟他的女工联络。后来大本营迁到武昌，我随国防参议员搭接送给独秀，他是不会接受的，只有去找他的女工。每周或每月补助一些买菜钱。

陈独秀个性倔强，一般不愿接受旁人资助，陶希圣除了通过“女工”（实际是陈独秀的太太潘兰珍）资助的生活费以外，还有陈独秀在陶希圣主持的《政论》周刊发表文章的稿费。

陶希圣为陈独秀鸣不平，但是，陈独秀“收受日本津贴”一事并不因陶希圣的说明而冰释。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王明、康生意图，并非陈独秀是否汉奸问题，而是陈独秀能否参加反对托派运动的问题，这也是联共党内斗争的延续和斯大林指示的影响。

1938年4月，时在长沙任八路军办事处主任的徐特立，在陈独秀的北大学生何之瑜（曾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后被打为托派）的陪同下，专程从长沙到武汉，调解陈独秀与中共的纠纷。

事后，徐特立认为“事情是解决了的”。但对陈独秀来说，事件的开始和结束都是不可理喻的。4月8日，陈独秀致信何之瑜说：“徐老先生所说‘事情是解决了的，’真使我莫名其妙。”后陈独秀避难四川江津，他还对登门拜访的戴笠、胡宗南气愤地说：“此诬陷之事，虽经徐特立先生调解，但我陈某的人身受到极大的攻击，至今仍未忘怀。”

几十年后，中共也作了历史反思，结论是：当年“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在共产国际内流行着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的错误论断所造成的。”　（《中国社会导刊》2007年12月上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