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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蒋介石在汉口视察军官训练团。
早在北伐战争时期，蒋就有“三日亡国”之论，认为中日国力悬殊，一旦开战，中国沿海地区就会陷入日军之手。因此北伐军要刻意避开日军，绕道北上。根据杨天石先生的研究，日军于1928年出兵济南，制造“五三惨案”，对此蒋最早提出对日“不抵抗主义”。
日记同时显示，蒋的民族主义情绪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变得十分强烈，特别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他的对日主张发生了重大转变，“中日必有一战”成为其主要观点。纵览其抗战时期的日记，不但“雪耻”二字的出现极为频密，而且对日每每以“倭寇”称之。
蒋氏抗战思想的复杂性在于，由于他认为中日军事财政等实力对比悬殊，虽然战争不可避免，但中国绝无可能短时间取胜，应该一方面争取国际支持和援助，另一方面积聚力量，积极备战，因此，1930年代蒋设法通过多种渠道与日本军方、民间、国会议员、内阁等等各方维持联系，和谈也一直在进行。
“在日记里他一直强调，中国是弱国，根本没有能力抗日，所以只有拖，一直拖延最后决战的时候，好利用这个时间积极备战”，郭岱君说，“另外他期待日本与苏联能够开战，这样能够两面拉锯，减轻中国战场的巨大压力。”
“那些管道传递给蒋的信息是，日本内阁当时有两派，一派认为‘九一八’之后，满洲拿下来就好了，最多再侵占华北一部分；另一派主张继续扩大战场，直至占领中国。甚至有消息说，日本内阁很可能会因为不同的政见而使入侵派下台。”郭岱君表示，这些连绵不断的消息，使蒋介石相信应该稳住阵脚，争取时间，进行抗战的准备和动员。
但中日正式宣战后，蒋开始坚决反对和谈，他在1939年的一份批示中说：“今后如再有人借汪精卫事来谈与日本和谈之问题，以叛国罪论处，杀无赦。”
刺客惊吓，美龄小产
蒋介石日记对蒋、宋、孔等家族关系，对他与宋美龄的夫妻关系等都有记录。比如孔祥熙比较内敛，性格温和，曾经得蒋信任；而宋子文是性格坚强，很有主见，经常被蒋骂为“飞扬跋扈”。
广为外界猜测的蒋氏夫妇关系也是日记中的一个看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