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4月20日，为祝贺《中国建设》总编辑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同志70寿辰和在华工作半个世纪，宋庆龄基金会、外国专家局等单位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招待会，邓小平、邓颖超、习仲勋等出席招待会。
左起：毛泽东、周扬、茅盾、郭沫若
张国焘
习仲勋“向中央建议设立经济特区的第一人，对中国改革开放功不可没”
习仲勋“英雄一世，坎坷一生”，曾被毛泽东称为“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但又因“《刘志丹》小说问题”受诬。因此，有关他的研究，多见于他担任中共西北局书记时为中国革命和建设西北做出的贡献，以及研究者对《刘志丹》小说案的探究。近年来，有关习仲勋的研究更多地侧重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他主政广东，在邓小平的支持下“杀开一条血路”，推动广东设立经济特区，率先实行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所做出的贡献。有学者评价说:“习仲勋是向中央建议设立经济特区的第一人，对中国改革开放功不可没”。对此，美国学者傅高义在《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一书中评价道:当全国还笼罩着“文革”的阴影时，习仲勋就开始在广东扩大农村市场和开辟经济特区方面发挥作用。
周扬其人生沉浮可以说是“中国近当代文艺史和意识形态史的缩影”
于光远曾经说过，在中国近代、当代的文艺史上乃至整个意识形态的历史上，周扬是一位极具影响的人物，其人生沉浮可以说是“中国近当代文艺史和意识形态史的缩影”。近些年来，有关周扬的回忆和研究越来越多。上世纪三十年代两个口号的论争，五六十年代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八十年代意识形态的论争，成为研究的热点。李辉主编的《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王蒙、袁鹰主编的《忆周扬》，徐庆全主编的《知情者眼中的周扬》和《周扬新时期文稿》等，提供了当事人的回忆、研究者的观点和周扬本人的史料，格外引人注意。有关晚年周扬的研究受到关注。所谓“晚年周扬”，于光远认为，概括地说就是“文革”中周扬的思想发生了极大转变，而有些人不满意他的转变，对他进行打击。周扬的这种转变甚至被称为“周扬现象”。有关晚年周扬的研究，顾骧在《晚年周扬》一书中提出，周扬晚年“是他人生交响乐的一个华彩乐章”；书中对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那桩文坛公案有详尽的描述，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史料。对晚年周扬，研究者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人则认为周扬晚年并没有真正地忏悔，没有对胡风、冯雪峰、丁玲等人“发自内心的沉痛告罪”。关于周扬一生的评价，一些研究者认为是个“悲剧”，造成悲剧的原因，有人着重于时代因素，有人着重于斗争局势，有人着重于政治品格，有人着重于个人性格，有人认为在于他不幸承担了一项尴尬的历史使命，还有人认为在于他“仕途的雄心和文化的使命感”。
张国焘研究趋向客观
近年来，学界对张国焘的研究采取了比较客观的态度，摒弃了以往那种对其全面否定的做法。对于张国焘的评价，研究者一般都认为他既是中共的元勋，也是野心家和变节者；早期他曾与中国共产党同生死，对中国革命做出过很大贡献；后期他又与国民党为伍，背叛了共产党和革命，最终又遭遗弃。近年来，国内关于张国焘研究的代表作当推姚金果、苏杭的《张国焘传》。该书认为，张国焘的一生是成绩与错误并举、光荣与耻辱同存的一生。关于张国焘功绩一面，《张国焘传》肯定了以张国焘为首的临时中央常委会的功绩，指出了他与国民党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取得很大的成绩。关于放弃川陕根据地问题，该传也进行了较为客观的分析，一方面认为，张国焘对苏维埃运动失去了信心，才放弃根据地的。这是主观原因。另一方面又指出，客观原因是优势敌人的联合进攻、川陕根据地民穷财尽、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需要。
相关报道：
|
编辑：
梁昌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