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21日，日军占领广州市政府

全国大体上实现了政治和军事的统一，大约两年前，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向美国国务院报告说：“川黔已入蒋委员长统治的范围，在另23个行省中，他的力量已扩展至11省。云南不久也将划入他的统治。”

蒋介石还在致力于推动他的“新生活运动”，以使国民的生活“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他说，“我们要打倒日本侵略的武力，先得打倒日本侵略的精神；要打倒日本侵略的精神，先要完成自己应该具备的革命精神——固有的民族精神。”

这一切的种种努力，成败得失均有之，但多少给了百年积弱的中国的人民以一些信心。或许是出于鼓励国人信心，胡适在较早前说：“平心说来，最近二十年是中国进步最速的时代。无论在知识上、道德上、国民精神上、国民人格上、社会风俗上、政治组织上、民族自信力上，这二十年的进步都可以说是超过以前的任何时代。这时期中自然也有不少的怪现状的暴露、劣根性的表现；然而种种缺陷都不能灭损这二十年总进步的净赢余。”

至1937年的那十年，在学界亦有“黄金十年”之称，虽然仍旧内忧外患不断，仍旧是百弊丛生，但于内，中国步入了近代相对快速的发展时期，于外，至少在当时的领导人看来，则有屈以求伸，蓄力备战的战略谋划。按照蒋介石的说法，“果能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以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

1936年月12月1日，军政部次长陈诚讲道：“假如现在就发动对日本作战，一定会处于被动地位；再迟一年，最低可以争取到半主动地位；再迟两年，可以争取到完全主动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