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黑龙江省八五农场，水稻种植户在收割水稻。新华社发

新华社刊有毛主席“12·11指示”的《号外》。

和伍顺光一样，喻敏学也参加了抗美援朝。从战场下来后，他被安排到重庆步兵学校学习，再过一年他就毕业，这时学校集体转业，目的地是北大荒的密山，要从头建点垦荒。但到了哈尔滨，才知道密山因为安排不了大批军人而告急，整个步校的人都将去充实已经存在的“解放团”农场———宝泉岭农场。

“我们要去荒原，不是农场！”喻敏学向本报记者表示，当时充满了激情，希望在一片荒地建功立业，所以对安排他们去已经开垦的农场曾提出抗议。不过最后他们接受了现实:“军人，有令就得行。”

与喻敏学同时挺进北大荒的还有一位有名人物———徐先国，他也是从步兵学校———河南信阳步校转业的。出发前，徐先国心潮澎湃，写了一首诗寄给《人民日报》，当部队到达黑龙江萝北县时，这首叫《永不放下枪》的诗发表了:

一颗红心交给党，

英雄解甲上战场。

不是当年整装上舰艇，

不是当年横戈渡长江。

儿女离队要北上，

响应号召远征北大荒。

用拿枪的手把起锄头，

强迫土地交出食粮……

他们军校的400多人分别编入预七师农场4个分场。不久，时任国务院农垦部长的王震将军写信给徐先国，称赞道:“你这首诗是北大荒战士们的声音。”

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一列列军车从大江南北、南海之滨，向北大荒汇集。事实上，当时交通工具根本不足以运送这支队伍。于是人们响应王震号召，徒步向北大荒进发。无数像徐先国、喻敏学这样年轻的战士来到北大荒。1958年到来的垦荒者，有一个历史赋予他们的专有名词“十万官兵”。

与“十万官兵”几乎同时间来到的，还有另一支无声的队伍———那是在1957年开始的“反右”中，从首都各部委被送往北大荒各个劳改农场“监督劳动”的“右派”们。

不过，除了丁玲、戴煌、丁聪等知名文化人曾经留下记录，其他芨芨无名的“右派”事略不得而知。

饥荒，批斗、战争……

喻敏学和伍顺光他们都是满怀激情而来，然而面对北大荒的残酷现实，激情开始消退。喻敏学和伍顺光都向记者说道，在最初一两年，一些来自南方的战友选择了退场，“回老家当农民也比这儿强。”

1959年春，为了解决官兵的婚恋问题，国家从山东农村动员了约6万之众、女性占多数的“支边青年”。不过那时候，“大跃进”已经开始。“活儿累，还吃不饱。”伍顺光还记得，1960年春节前，八五九农场十几名支边青年逃离农场，却在草甸子里迷了路，全部冻死。

人心不稳，有情绪，解决的方式是“思想运动”:有情绪的反面典型叫“拔白旗”，干得好的叫“插红旗”，严重的就被打成右派了。

伍顺光在1958年跟当地农村的姑娘周凤英结婚了。妻子在“大跃进”中成了青年突击队的妇女主任，他却因为说错两句话，被“拔了白旗”，工资降一级。“思想运动”让人们逐渐接受生活的现实，但由于“大跃进”中的“高指标”和“浮夸风”，这成果并未转化为生产力。以伍顺光所在的八五九农场为例，自1957年至1963年，建场7年，开荒93万亩，号称百万亩大场，但1963年初统计，全场耕地面积为60.93万亩，年末废耕21.31万亩。

周凤英记得1959年之后，玉米秸子磨成粉，“瓜菜代”、“头疼面”是人们的主要食粮。“头疼面”是小麦受潮生赤霉病后磨的粉，蒸馒头没筋，吃了恶心呕吐，头疼欲裂。她记忆中，生活好转是在1962年；好转的标志是“不吃头疼面了。”

大饥荒之后，国家对北大荒做出新的战略部署。新成立的东北农垦总局强调垦建结合，建立了一百个重点机械化生产队。1966年粮豆总产14.5亿公斤，盈利1213万元，基本上实现了国家建立商品粮基地的要求。1966年2月，周总理对总局局长王正林说:“我们手里有了粮食，社会能安定。”

就在农场经济好转之际，“文革”开始了。1966年，喻敏学所在的宝泉岭农场成立了两个“造反派”组织，人人都得站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