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在左手打击贪官污吏的同时，朱元璋右手着力打击的目标，则是富商和地主。他并不想创造一个均贫富的新世界，但他拒绝在自己的国家里出现大幅度的贫富分化，因为那将意味着大量的小农失去家园，失去厌恶社会波动的特性，而转变为对社会波动具有狂热追求的流民，曾经作过很长时间流民的朱元璋，对此实在是再熟悉不过了。

所以，朱元璋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仇富、最歧视商人的皇帝。他认为，只有那些实实在在生产粮食和棉花的劳动才是劳动，那些商人们整日游手好闲，从来不生产任何产品，却过着奢华的生活，显然，是社会的寄生虫。商人们成了被朱元璋首先从自己的国度里清除掉的群体。江南巨富沈万三的传说，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出炉了。

据传说，朱元璋做皇帝后，沈万三屡次向朱元璋捐献资财，甚至出资修筑了从洪武门到西水门的城墙。但结果沈万三还是被抄了家，并发配云南。沈万三的许多故事真假难辨，但这些故事所构筑的那个背景——一个仇富的皇帝坐在南京城里，则是完全没有错误的。为了贬抑商人，洪武十四年，朱元璋还特意规定，农民可以穿绸、纱、绢、布四种衣料，而商人却只能穿绢、布两种料子的衣服——当然，朱元璋可能没有考虑到，前者有权利穿，但却穿不起，后者没权利穿，但却都烂在了箱底。同样，商人科举、做官，都受到种种的刁难。

推崇乡村道德自治

在中国历史上，朱元璋是第一个对改造自己的人民产生了莫大兴趣的皇帝。对上层社会采取严厉打击措施的朱元璋，却对底层民众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友善。这可能和他的上下分治的施政方针有关，在上层，他大量采用法家的冰冷的法律以及铁血解决问题，而对下层，他却始终试图以儒家的温情的道德秩序，来建立自己心目中理想的静态农业社会。

在建国之后不久，朱元璋就推行了以村为单位的里甲制度。这项制度的核心内容，是提倡村民利用心中朴素的儒家道德意识，实现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其实有些类似于村民自治。里长由村民推选德高望重的长者来担任，然后里长凭借自己的道德榜样，也就是道德制高点所赋予的权力，来仲裁本地所发生的财产、婚姻、争斗等纠纷，并负责向村民们及时传达朝廷的指示精神。

朱元璋在《大诰》里面规定:每个村子都应该定期举行村民大会，大家集中在一起来讨论村务，表扬一下近期行为高尚的村民，号召大家向其学习。德高望重的里长，有责任向村民进行道德训示，并对那些行为不检的村民进行斥责和处罚，如果这些人屡教不改，就会以“顽民”的名义向朝廷申请将其充军。朱元璋后来举行“全国人民读《大诰》运动”，就是利用了这一自治渠道，遴选出了一大批“学习《大诰》先进分子”，朱元璋在南京城里亲切接见了他们；也揪出了一大批“抵制《大诰》的坏分子”，朱元璋把他们统统流放到了边远地区。

内敛的军队

朱元璋熟悉小农的静态本性，所以他始终致力于不让许多外部因素去迫使小农离开土地，而转化为流民。打击贪官和富商都是出于这个目的。

改革军队，在某种程度上也有这方面的考虑。因为除了官员和地主，供养军队也是小农们的一项重大负担。如宋朝的军费开支，就一度占到过国家财政收入的半数以上。军队是国家的基石，当然不可能取消，所以，建立一支内敛的的军队，自然就成了朱元璋致力追求的一个目标。

所谓内敛，有两层意思。一是经济上的自给自足；二是在对外关系上的保守态度。

明朝建立时统计，全国总人口为6050万，而兵员总数为200万，平均30个百姓养一个兵，这在百废待兴的明朝，无疑是一个很重的负担。所以，朱元璋决定全国各军事要地设立卫所驻军，实行军民分籍，实施“卫所制”。所谓“卫所制”，其实就是军屯，朱元璋希望政府能够做到以军养军，军费开支不再从财政开支中拨付。他把卫所周围的土地收归国有，也就是“官田”，要求各卫所都要从事屯种。具体规定则是:边疆地区，十分之三的部队守城，十分之七的部队屯种；内地则是十分之二守城，十分之八屯种。屯种的士兵每人分给田地50亩，动员军户全家共同耕种，配备耕牛、农具，教种植技术，征收租税。

朱元璋的努力在当时收到了成效，他曾经不无自豪地和大臣说:“我养了百万军队，却不多费国家一粒粮食。”可惜的是，在朱元璋之后，卫所制度迅速堕落，到了崇祯年间，军队早已不能自给自足半粒粮食，所有军费开支，仍然需要从国库拨付。这也成了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乌托邦是美好的。但最终一切却都在朱元璋去世之后烟消云散。个中最重要的原因，也许从这场社会大改造运动开始的那一刻就已经注定——这场乌托邦运动的权力基础只有朱元璋这个孤家寡人。他无法实现这些举措的利益平衡，所以，只要他一去世，这些措施都必然会走向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