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为什么不写回忆录，留下来?”

“写了。100万字。”

“有些问题，比如四野和林，怎么下笔?”

“实事求是。我从来不信那一套：说一个人好，比香花更香；说一个人坏，比狗屎还臭!”

简简单单的三言两语，已把问题概括起来。我当然知道，在当代中国，实事求是，不是最难也属很难；但我相信，他的回忆录在主要之点上会做到。 “什么时候发表?” “等我死后。”他答得没有商量余地。 “可得保存好。” “输入电脑了。”他透出一副开心又有点诡秘的模样说：“还有备份。谁也拿不走。”

言者无心。这句“谁也拿不走”勾起20年前审李案开庭前不久，“两案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得到狱中发来的报告，说李作鹏天天都在写东西，自称是“最后陈述”。写时很诡秘，似在防着看管人员，因此无法知道内容。

审判庭庭长伍修权将军在军中曾是李的直接上级，对他深有了解，也猜不出他会写些什么东西，又担心他在法庭上不顾三七二十一地扯出不好收场的问题，于是要求律师“再去见见，摸清底数”。我和苏惠渔都没有抗不执行的能力，在我甚至连“抗”的愿望都没有。我们次日就到了复兴医院，李作鹏因病在那里治疗，其实无非是换了个关押环境，依然是囚徒待遇。我们去会见，“两案办”的一个电话通知，就完成了通常需要的手续。

会见的气氛是轻松的。先是言不及义地问了他的近况，而后再次交代了特别法庭的审理程序，扼要说明了被告人享有的诉讼权利，包括“最后陈述”权。他听完就来了一句：“我写了份最后陈述。”我们正专注地听着，他却拐了个弯，似乎是漫不经心地说道：“缝到棉袄里了。”随着用手捂了捂厚厚的棉衣，又跟了一句：“谁也拿不走!”这句“谁也拿不走”仿佛是有的放矢，我与惠渔交换了一下眼神，心想：要是他竟能料到我们此次来见的目的，他可太“鬼”了。此情此景，我们的嘴让他堵得严严实实，还能再说什么?看来只好草草收兵，无可奈何地告别了。

回来复命，法官们也只好静待李作鹏发出他的书面陈词再作理论。

这是我律师生涯中的一个败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