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诚没有事情可干，又不想赋闲，于是就向彭德怀提出工作请求。彭德怀十分同情黄克诚的遭遇，让他到军团司令部去当秘书。1931年11月，彭德怀、滕代远等军团主要负责同志都到瑞金去参加全国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临行前，彭德怀让黄克诚代理处置前委的日常工作。待他开完会回来以后，他又派黄克诚到寻乌县去调查打“AB团”的情况。黄克诚从寻乌县回来后，把在寻乌所见所闻如实地向前委作了汇报。黄克诚动情地对彭德怀和其他军团领导说，我们不能再搞自相残杀的蠢事情了，否则，我们将变成孤家寡人……
没有多久，党中央开始纠正肃反扩大化问题。黄克诚又被起用，重新担任师政治委员。
在此后的28年里，彭德怀对救黄克诚的事只字不提，黄克诚也不知道是谁救了他的命，直到1959年的庐山会议。庐山会议在批判黄克诚时，康生翻起了历史，说彭德怀对于黄克诚来说是有救命之恩的，所以他们最后才走到了一起。听到这话，黄克诚才得知当初事情的原委。他不由心潮起伏，为彭德怀的高尚节操和博大胸怀所折服，也为两人在长期的工作中建立的崇高友谊感到自豪。
新中国成立以后，彭德怀和黄克诚又走到了一起。相互争论、切磋和提醒，使他们成了知心朋友。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黄克诚一起检讨
新中国成立后，彭德怀任国防部长，黄克诚任解放军总参谋长。就这样，两个人又走到了一起。相互间的争论、切磋和提醒，使他们成了一对知心朋友。
彭德怀在与众多将帅的交往中，相互间争论最多的就是黄克诚。每当有不同意见，他们之间就会争论，有时还会争得面红耳赤。按照黄克诚的说法，他们几乎争论了半辈子。但他们的争论从不伤感情，他们之间谁输理，谁就会口服心服地表示接受。
除了争论之外，他们还经常相互磋商、相互提醒。由于文化水平不同，黄克诚有时考虑问题更全面、更透彻。因此，他在工作中常常给予彭德怀必要的提醒和帮助，在战争年代是这样，在和平年代也是这样。
有一次，彭德怀应邀为在遵义牺牲的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题写墓碑。写完后，彭德怀情不自禁，出于对革命挚友的怀念，又写了一首长诗，详细回忆了平江起义及其以后直至第二次攻占遵义的战斗历程，追述了红五军和红三军团的辉煌战绩。
但黄克诚觉得这首诗写得太张扬，于是他找来彭德怀身边的工作人员，悄悄嘱咐道：“告诉你们彭老总，以后不要乱写，弄不好是要犯错误的。”大概是怕他们还没有充分领会他的意思，说完之后他又加上两句：“言多必失，言多必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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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梁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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