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以后罗岫就等于是清华大学的了。那时我还住宿舍，还没有司令部。”

1967 年1 月上海的“一月风暴”是一个转折点，自此造反运动冲出校园蔓延社会。作为首都大学生造反派司令的蒯大富亲临上海的风光可想而知。也就是在这时，罗岫与他感情也开始明朗，而罗岫还背上了“蒯司令夫人”这个颇遭非议的头衔。

“到上海串联，我带她去了，就相当于是我的个人秘书。基本上我参加活动都带她去。除了见中央领导没有带她去，带秘书进去不行。

那时她穿着军装，这套军装，原是别人给我的。给她以后，她给改了，把男式的改成女式的了。

大串联以后，由于接触比较多，觉得她挺纯的，就有一点儿想法了。双方谈过，她说，我喜欢你。我们确定了恋爱关系，是秘密的，不敢公开。没有认真谈过结婚、前途。那时只想到革命，太忙了。有过亲密关系。也就是在上海，在清华静斋。同居？那怎么可能呐！叫她‘蒯夫人’，是对立派攻击我。想都不敢想！你那时要同居，给你拉去游街！”

提到“同居”的问题，蒯大富呼的一下站起来，激动地挥动着手臂。的确，在文革那个没有隐私的禁欲时代，多少人都是因为哪怕一瞬私情甚至相思，被剃阴阳头抹黑脸挂牌游街走上绝路的。个性独立的罗岫肯定不会安于蒯大富秘书的角色和背着“蒯夫人”名声。她需要自己的舞台，并因此卷入日益升级的派性争斗之中。

“对我们的关系，内部没有人说，大家都知道了。我没带罗岫上天安门。她也抱怨我对她关心不够，我有时和别的女孩互相开玩笑，亲密一点儿，她就有点别扭。你想，当时那种情况有多少人追我啊。其实，有了罗岫，我就没有和任何女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