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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对周恩来的评价,立足大局、全局,表现了一个伟大政治家的丰富经验和远见卓识。他多次指出:评价无产阶级领袖人物,中国不能走苏联赫鲁晓夫那样否定斯大林的道路。评价好领袖人物,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他充分肯定民间流传的“反周民必反,反毛国必乱”,认为这句话很有水平。在谈到“文化大革命” 时,邓小平在不同场合下多次说:对“文化大革命”,现在还不要匆忙做结论,对这样的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关键是引导人们一心一意向前看。
邓小平不仅在接受法拉奇的采访时向全世界表明了新的党中央领导核心对周恩来的公允评价,而且在邓小平亲自主持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中共中央再一次对周恩来的一生作出了高度评价:“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历史决议》评价的第一句话,概括了周恩来的党性原则和品德风范。后面部分论及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处地位、历史作用、斗争方式以及他在党和人民当中的巨大影响等。这个评价是对周恩来光辉一生的盖棺定论,它不仅反映了党和人民对周恩来逝世的无限惋惜和怀念,也中肯地对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价。
邓小平对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作用的评价,以及他主持制定《历史决议》中对周恩来的盖棺论定,具有他人所不可替代的权威性和说服力。《决议》公布以后,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普遍拥护。自此,有关对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的争论销声匿迹,也为后来进一步开展的党史研究和周恩来研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