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我的话有时说得太尖刻，把父亲激怒了。他说:你刚刚走出校门，年轻，对社会了解多少?你知道吗，爸爸为了实现抗日救国的抱负，费尽了多少心血才经营了这样一支军队?那时，要打鬼子使人民免受鬼子的奸淫烧杀，就需要枪炮子弹、军饷军粮，这些东西靠谁供应，只能靠我心里非常不满意的国民党政府。当时，八路军抗日，不也需要国民党政府供给吗!我打了胜仗，蒋介石要给我授勋，我坚决辞勋，不给蒋介石好脸看，不就是表示对他的不抗日、假抗日、真剿共灭共的政策不满吗？抗日胜利后，我又连续提出辞呈，也是对蒋的对察绥军奉行的“排斥、渗透、控制、互解、吞并”等一系列政策的抗议!我不会忘记，时时警惕着蒋想利用中统、军统两条绳索捆住我的手脚，让我充当他们的鹰犬，去咬那些吃不饱穿不暖的穷苦百姓。所以，我所带的这支部队，是在控制与反控制、吞并与反吞并的斗争中逐渐壮大的，也是在夹缝中生存下来的。

这一夜，我与父亲的争辩对父亲触动很大。事后，我从他身边的一些人的只言片语中得知，他经过认真思考，对这些人说:这样再打下去，我们即便战死在疆场，也不会有人来为我们收尸!

大公报社成平津地下党联络站

1946年秋，我到了天津大公报社工作，时间不长，我就向中共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一天，原西南联大老同学李定同志对我说:经过我们对你多年的了解与考查，党支部根据你的申请，决定发展你，你写个自传，明天下午在宿舍里等着，有一个人拿一张报纸来找你，你把自传交给他，以后你就在他那个小组过组织生活。

当天夜里，我加了个班，写到深夜3点半，才把自传写完。晚上激动得睡不着。第二天下午，我小心翼翼地关上房门，静静地坐在床上，等着取自传人的到来。突然，敲门声响了，进来的人使我大失所望，原来是我正在谈恋爱的男朋友周毅之。我大失所望，正想说你怎么这个时候来了？却一眼看到了他手持作为暗号的报纸。我怎么也没想到，来取自传的就是他，因为我不知道他是党员。当他说明来意之后，我高兴得跳了起来。

从1946年底到1948年秋，平津地下党的同志们不断到天津大公报社找我，多数是开个“路条”到沧县泊镇去，因为当时华北局城市工作部刘仁同志在那里。所以，我每次回北平都要想法多拿点华北“剿总”的便信笺。有这么一张信纸，陈塘庄附近的国民党岗卡见了就放行。有时这些同志缺少路费，我就给他们凑足。那时，觉得为党、为同志做一点事，心里特别痛快。

在父亲身边“卧底”

1948年9月，我又到北平来组稿，任务完成后，我就要返回天津了。就在火车即将开动的时刻，李炳泉同志上车来找我，一把把我从火车上拉了下来，对我说:天津那边来电话了，叫你留下来，以照顾你父亲生活的名义，多向党提供一些你父亲的思想动向等方面的情报。还让我转告你，北平地下党学委书记佘涤清近日可能与你接头，由他领导你的工作。没过几天，我爱人周毅之也来北平了。从此之后，我就留在了父亲身边，并与佘涤清书记接上了头，差不多每天都要到东皇城根李中同志家里，和佘见面，有时佘有事来不了，就由崔月犁秘书长替他来。我将能观察到父亲情绪上的细微变化，都毫无保留地告诉了党组织。

我和佘涤清接头不久，由于我的组织关系没有从天津转过来，佘还以为我是“民青”盟员，没有加入党组织，于是便对我说:你写个自传，党组织决定发展你入党。我当时一是年轻，二是新党员，与佘又不像与李定等同志那样熟，也没敢问，就照佘说的办了。这就是我第二次入党。

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役结束。3日，蒋介石来电，要我父亲到南京去开会，说是最高级的军事会议。那天，李世杰参谋长、张濯清总参议等等，都来劝他不要亲自去，让李参谋长代替去，怕蒋把父亲扣在南京，不让回来了。这天夜里，我就在父亲的屋子里等他回来，想从父亲的言谈中探出点情况。

父亲回来后，嘱咐我说:我明天去南京开会，我不在北平，你少出门，免得特务们盯你的梢。我问父亲，开几天会?什么时间回来?父亲很不高兴地说:这些事，你不该问。这时，我想，父亲去南京开会，肯定与平津的战局有关，我怕他像过去一样，蒋介石给他升个什么官，他再跟着蒋继续去打内战，于是我说:爸爸，今天我见到了一位老同学，他非常关心我，也十分关心你。他说:战争的形势发展这样快，你父亲是抗日英雄，和共产党、八路军合作抗日，并肩作战，所以有接受和谈的可能，共产党希望与你再次合作，和平解决平津问题，避免文化古都北平和工业城市天津再遭战火摧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