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又表示:

上述桂公之意，若在余自欧洲归国途中，甚或在到达香港时获悉，则余当即绕道日本，决定此一问题。然今日时机已失，事已迟矣。盖当时凡革命军之事，俱可依本人与黄兴之方针而定，今则不然。如今各省赞同余等主张者，自动举起革命之旗，加人余等行列，余等既缺兵权，又缺财权，故在贯彻主张时不能无所顾虑，凡大事必须由众议决定。其尤要者，最近革命政府之财政匾乏已达极点，缺少财源，无以供应军队，几陷于完全破产之境地。倘近数日内，无足够之资金以解燃眉之急，则军队恐将解散，而革命政府亦将面临瓦解之命运。在此严重时刻，倘余等数日间不能露面，恐将产生余等穷极逃走之流言。基于以上实情，在旧年年末以前，不论采取何种手段，亦须筹得足以维持军队之资金。之所以断然实行汉冶萍日中合办，以取得五百万元资金者为此，此次又苦心焦虑，欲以招商局为担保，筹措一千万元借款者，亦为此。然而，虽经种种筹划，而时光荏苒，交涉迄无结果。一面，军费之困穷日益严重，于军队解散、革命政府崩溃之前，作为最后之手段，唯有与袁世凯缔订和议，以防天下大乱，而后徐谋军费供应，策划再举，以武力扫除北京势力，拟定革新天下之方案。近来已频频与北方就和议进行交涉，谈判已渐趋成熟，双方条件大体一致，只要南方决心一下，南北休战言和，合为一体，随时均可实现。然余等对于获得财源，仍怀一线希望。倘或有幸，此刻能获得防止军队解散之足够经费，余等即可延缓与袁议和，俊年关过后再进一步筹借资金，而后继续排袁，仍按原计划，坚决以武力消除南北之异端，斩断他日内乱祸根，树立完全之共和政体，此即余等之设想。但据迄今为止之经过情形看来，获得财源，仍无希望。倘或不幸，在五天之内，即至9日，旧历年关之前，意欲筹得之一千五百万元经费，如仍无成功之希望，则万事休矣。只好在革命政府未倒之前，掌握机先，达成南北和议，将政权一时让与袁世凯，除此别无他策。而政权一旦转入袁氏手中，其后事态如何演变，实难遵料，而与日木签订密约之类，恐将无望。

谈话最后，孙中山虽然再一次声称“时机已失”，但又表示，日本政府如确能“火速提供资金援助”，“余或黄兴中之一人可赴日本会见桂公，就满洲问题与革命政府之前途，共商大计。”

这次谈话具体地透露了孙中山的困窘处境。当时，南京附近集中了数万军队，庞大的军费和军队哗变的担忧已经压得孙中山等喘不过气来。正如他在致章太炎信中所说:“(南京军队)每日到陆军部取饷者数十起”，“年内无巨宗之收入，将且立碚”。“无论和战如何，军人无术使之裹腹。前敌之将士，犹时有哗溃之势”。二者所述，完全吻合。这段谈话也告诉我们，孙中山与袁世凯的和谈实非得已，租让满洲主要是为了获得“排袁”必需的经费，孙中山的理想还是“以武力清扫北京势力”，“消灭南北之异端，斩断他日内乱祸根，树立完全之共和政体”。

2月3日会谈之后，森恪因与安徽铜官山矿业代表会见，离开南京，前往上海。5日，孙中山致电森恪，希望迅速得到日方关于一千万元贷款的回答。同日下午3时，森恪致电益田孝:“满洲。焦急等待对我等3日南京特急电之回答。”02月6日，森恪得益田孝复电称:“绝密。满洲使彼等极为满意。正经由正确之渠道解决财政问题。彼等将于今日会晤总理大臣。”森恪接电后，于当夜致电孙中山:“满洲事，尊意当可满足。东京来电云，款事正在极力筹措中。与袁世凯之和议，在东京表明某种意向之前，望延期。尊意如何，盼急电复.”在森恪的电报还没有到达南京的时候，孙中山又于6日下午5时致电森恪:“与袁世凯之和议延期至9日，望在此前给予确切答复。”8日，益田孝再次复电森恪:“与袁世凯议和事，不容他人置嚎;但可明告孙、黄:予等怀有深切同情。予等祈愿孙、黄能在有利地位上进行妥协。”电报声称:关于汉冶萍借款，当争取于明日汇款二百五十万元;铜官山(借款)亦可在明日给予确答;招商局借款如能成立，亦当努力敦促尽快汇款。关于满洲问题，电报指示森恪劝告孙、黄，来一人到日本签订密约.并说，果能实现，“将进一步获得更大的同情”。2月11日凌晨1时55分，森恪再次致电益田孝:

顷据孙、黄所见，招商局借款之前途，难关尚多，颇费时日，故已不能依靠，目前军队大有解散之虞。在旧历年关以前，除汉阳铁厂之五百万元借款外，尚须另行筹措一千万元，是乃绝不可少之需要。如此项款额不能到手，彼等即不可能离开南京。彼等业已答应租借满洲，要求在十天以内提供一千万元。如能承诺，则黄兴可即日前往日本，以签订秘密合同，究应如何办理，希火速给予明确回答。兹事干系甚大，万望全力以赴。

招商局借款，即2月3日森恪电所述邮船会社借款，这一借款，本已于6日签订草约，但由于英国的介入，突生障碍，以租让满洲获取借款便成了孙中山和黄兴的希望所在。

此电发出后，没有任何回音。其原因，据南京会谈的参加者山田纯三郎回忆，在于陆军大臣石本新六的反对。

按照日本军部的扩张主义分子的观点，在中日、日俄两次战争中，满洲是日本人为之抛洒珍贵的鲜血的地方，理应享有一切权益，而无须以金钱收买。同日，隆裕认可清帝退位优待条件，决定清帝下诏退位。

还在孙中山归国之前，南北和议即已开始。孙中山于I911年12月25日归国后，和议继续进行，但同时也在积极准备北伐。I912年1月上旬，孙中山组织了六路军队北伐，但是，各路均无很大进展，其原因之一就在于缺少经费。黄兴曾在《复张睿书》中表示:“援滦兵可即日出发，惟苦于无饷无械，不能多派。”又称:“派军舰去烟台与援滦同一事，以海军以烟台为根据地也。派人去天津之说，亦是要事，惟刻苦无款耳。”由此可见，北伐计划受制于经费的状况。北伐既无从进行，于是孙中山、黄兴等人又寄希望于和谈，但是和谈也并不顺利。1月19日，袁世凯提出，由清廷授与他组织临时政府的全权，临时政府设在天津。20日，孙中山致电伍廷芳，表示:“清帝退位，政权同时消灭，不得私授其臣民”。对此，袁拒不接受。孙中山再次倾向于以战争解决问题.29日，南京临时政府所辖各军在清江浦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北伐.与森恪的谈判正是在这一情况下举行的，它表现了孙中山为取得北伐经费而作出的巨大牺牲和努力.

由于谈判未成，孙中山只能接受他不愿意并力图避免的现实，山田纯三郎回忆说:“孙先生方面，既无打倒袁世凯的武器，又无资金”，“不得不含泪同意南北妥协，最终让位于袁世凯”。山田的有关回忆，由于事隔多年，情节上有不准确的地方，但这一段叙述是符合事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