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1日15时45分，志愿军的榴弹炮、火箭炮、迫击炮、山炮、野炮，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敌军倾泻。秦基伟指示炮兵要巧妙地运用火炮的威力:15时45分炮火进行第一次急袭后，停歇5分钟，再急袭5分钟，然后假意发出步兵攻击信号，但并不冲锋，把敌人引诱到前沿工事后，才使用火箭炮覆盖，几十门榴弹炮也一起轰击。这几次急射，1万多发炮弹铺天盖地落到敌人阵地，537.7高地北山一片火海，地堡飞上了天，铁丝网被炸断，敌人的尸首四处飞扬。

战斗共持续了43天，双方共投入了10多万兵力。原本是个局部规模战斗，竟发展成了一个著名的战役。战斗中，“联合国军”向上甘岭两个小小的山头共倾泻了190万发炮弹和5000枚炸弹。最多的一天高达30万发炮弹，平均每秒钟就达6发，每平方米的土地上就有76枚炸弹爆炸。上甘岭的上空，差不多每天都是硝烟缭绕，犹如阴云。随手抓一把沙土，就有一半是铁屑、弹壳。整个上甘岭战役中，志愿军先后打退敌人900次的进攻。志愿军伤亡11529人，伤亡率在20%以上。而“联合国军”伤亡25498人，伤亡率在40%以上；同时还有300架飞机被击落击伤；坦克40辆，大口径炮61门被击毁。这样的伤亡率和日平均伤亡数，对美国人来说是个极其可怕的数字，因为美国认为伤亡率最高的太平洋战争中的硫磺岛战役，也只有32.6%。就这样，敌人所谓的“一年来最强大的攻势”，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消息传到北京，全国人民沸腾了。12月16日，毛泽东发表论朝鲜战争局势及其特点的讲话，高度评价了上甘岭战役。12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庆祝上甘岭前线我军的伟大胜利》的社论，把庆祝上甘岭胜利的活动推向了高潮。

战士们还是很愿意照相，他们说，照吧，呛就呛点吧

谈到拍摄，高亚雄回忆说:

上甘岭是个朝鲜的小村子，就是两个小山头。我有一个从解放战争时期缴获的莱卡3型相机，还有一盘阿克发黑白片---那还是在国内战场上我们的战士缴获的两盘胶卷之一。另一盘战士们不知是什么，就给打开了，全曝光了。整个战斗期间我就拍了100多张底片。那时也没有意识到要多拍。上战场时我还有手枪，加上照相机，是个“双枪手”。我和另一个搞摄影的两个人在坑道里共享一个炮弹箱，在这上面可以蹲坐。坑道里空间很小，有时挤得像过节时的火车厢。不冲锋的时候我就在坑道里拍，那时坑道里黑黑的，还没有闪光灯，只有镁光粉。用火柴一点就“扑”的一声，还有白烟，很呛。尽管这样，战士们还是很愿意照相。他们说，照吧，呛就呛点吧。开始我用B门，打开相机，然后点燃镁光粉。镁光粉也不多，我们就把美国人扔的没炸的那些照明弹捡回来，把其中的镁光粉倒出来，用军用电池连在照相机上，电池又连在镁光粉上，这里按快门，那里镁光粉就着了。这土办法挺好。

有一次我和那个搞摄影的一块走，半路上那位说要方便一下，我们就找了个隐蔽的地方，正在方便时，敌人的炮弹就铺天盖地地把我们刚才的路炸了个稀烂，我们庆幸自己命大。

我在朝鲜受了两次伤，一次是炮弹片打到眼睛旁边，还有一次是打到腿上。另一个宣传队的副队长乔松亭也和我一样被打到了眼睛旁边，他牺牲了。拍完了我就把底片交给了通讯员，由他交给军里，冲洗后由他们负责发稿。上甘岭战斗时我才19岁，许多战友很年轻就牺牲了。战士们经常在坑道里说，“活到20岁就够本了！”可见伤亡有多大！像黄继光那个连队，就打得剩了5个人。炮弹一来，一下子几个连队就没了。我能活着就不错了，幸存的老战友如今还经常联系，战场上的感情是最真挚的。

上甘岭的照片总共用了20多张，照片都在哪里发的我也不知道，反正发了不少。有一次我接到了700多元稿费，而那时我的工资才21元！后来这些底片在哪里我也不是十分清楚，有些可能在军事博物馆，有些可能在解放军画报社。朝鲜战争之后我们出版了一本画册，里面也用了我的不少照片。

今天看来，那个场面应该是能出很多好照片的。有一个战士叫王仕佑，他带着另外两个战士一直在坑道里、战壕里穿梭着打，先后消灭了几百个敌人！回来时浑身是土和血，什么也听不见---耳朵早被震聋了！那形象多感人啊，可惜我就没想起来拍，只拍了他在坑道里给祖国人民写信的镜头。假如有现在这样的技术和观念，那我一定会拍很多照片的。这是我最大的遗憾，是“时代性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