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魁”郑传书

温开元、杨伯震的势力被消灭后，童国珍的武装留驻上杭，李宗尧则带部队向长汀进发，到长汀后就与当地同盟会会员和巡防营取得联系，协商汀州都督人选问题。

这时，樊彪也经武平到长汀了。据《长汀人民革命革命史》记载，樊彪这个“革命党首领”是打着来汀安抚的口号来的。一到长汀，樊彪就去找巡防营的湖南同乡们，同时散布“民军来汀是要缴巡防营的武装”等传言。冲突发生了，樊彪与巡防营包围了民军驻地永定公所。双方激战四昼夜，樊彪未能攻破民军。

樊彪到监狱找到两名“狠角”。此二人是死囚，樊彪告诉他们，带煤油爬上永定公所放火烧屋，事成可将二人无罪释放。二死囚冒死放火，永定公所成一片火海，民军战败，李宗尧仅带少数人员突围而出，其余几十人牺牲。

此时在上杭，地方官绅与民军的矛盾也在加深。民军屡屡催促龚时富清算财税，销毁满印，龚迟迟不办。民军需要吃粮，龚时富答应以义仓储谷给民军当军饷。这义仓本是上杭居民用来备荒的，有乡绅就散布危言，“谓义仓储谷拨充军饷，明年春荒，何以接济。居民问讯，咸起反对，敌视民军……是固龚时富金蝉脱壳之计，以义仓储谷馅民军，以缓财赋之清算，又借此离间民军，使成敌国，计亦毒矣。”吴梅林写道。而且，民军在长汀大败给樊彪后，“杭人益轻视民军”。

因情势急剧转变，上杭民军请求大埔民军增援。12月18日，大埔民军十余人到达上杭。地方力量恐民军后续部队继续前来，决定先发制人，组成民团一千多人围攻民军驻地百获堂。围攻中，有“巨盗”、“惯匪”之称的郑传书身背煤油罐，登上百获堂屋顶纵火，民军大败。中国史学会所编的《辛亥革命（七）》一书对此的记载是:“在杭民军，遂全覆没。”

听到上杭变故后，樊彪又想来捞一票，带人乘了4艘船顺汀江而下，但被上杭民团击退，逃跑中的樊彪又被武平民团拿获。樊彪终被押到长汀，在西门外被杀。这时“狠角”郑传书又来了，他将死去的樊彪“剖其胸，取其心而烹食之”。

在上杭这边，12月18日事变后，知县龚时富出街安民，他逮捕并杀害了民立师范毕业生丘子溪等人。据民国《上杭县志》载:“子溪本非民军，因民军促时富算交财政，子溪甫自漳州归，参与其间，致触其怒。”

上杭民军被陷时，南社成员、倡办民立师范的上杭本地举人丘复正在上海，他便设法就此事向孙中山请示，孙中山电令闽督孙道仁处理。

1912年1月18日，受孙道仁委派的管带王挺率所部400人抵达上杭。入城后，王挺主张和解，召集士绅商议解决纠纷。2月15日，决议责成城内赔偿银元15000元，其中赔修民团与民军接战时被毁坏的县立小学8000元，建烈士祠及抚恤费用7000元。

民军死难者多是是上杭兰稔乡人。根据吴梅林的记述，事变后上杭城内与兰稔乡人积怨甚深。城内人为了防备民军和兰稔乡人报复，前后戒严一个多月。期间郑传书“自伐其功，益骄纵，人皆侧目”，但在惧怕乡民报复时，城内人仍将郑传书“倚为护符，不敢撄其锋”。如今矛盾要和解，郑传书被公认为“肇事罪魁”，王挺将之诱捕，即日正法。“樊彪亲人某在军中，亦将郑剖取其心而烹食，为彪报仇。”

2月25日，上杭城乡各界为死难民军烈士召开追悼大会，并指定在县城东门外建烈士祠。又过了不到一个月，《上杭县志》载:“3月20日，知县龚时富弃官出逃。” 一出热闹大戏至此终于暂落帷幕。 (本文来源:国家历史 作者:何书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