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部分是被丈夫遗弃的，或者是被所谓的情人骗来的。小元宝原来是国民党七十一师的一个旅长的小老婆，部队在碛口驻了些日子，在仓惶撤走时，就把她丢下了。这女人大烟瘾十足，迫于生计，只好靠卖淫来维持生活。小元宝越来越瘦小，已完全失去当初的姿色，沦为“门前冷落车马稀”的境况，对人生彻底绝望，终于在一天夜里悬梁自尽了。

另一部分是逼良为娼的。这个“逼”字除社会原因外，有他“逼”与自“逼”。当时社会腐败，吸毒成风，一旦成瘾，不可自拔，何等丑事，无所畏惧。“中南银行”的丈夫早夭，公公和婆婆都是洋烟鬼，就将其带到碛口，逼良为娼，以供他们苟延残喘。再如“老法币”，据说原先也是好人家的媳妇，只因肚子常痛，吸了几次大烟，不觉就吸起了瘾。家里无力支付她的这笔开支，自己就把自己逼上了卖身的地步。这女人在碛口也没有唱“红戏”，一天早上，有人有黄河岸边发现了一双红鞋，“老法币”也从此消失了，人们猜想她跳了黄河。

教育、改造妓女

我出生于碛口西头村的一个殷实人家，在高小读书期间（1938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学校毕业后，我先在牺盟会里搞党的秘密活动，“晋西事变”后，我担任了离石县第七区区长。区政府驻碛口“当铺院”。因我是本地人，情况比较熟，虽然当时我才17岁，但工作做得还不错。

教育改造妓女，这可是一件细致而复杂的工作。记得当时三地委领导到碛口检查工作，听说这地方还有妓女，很为惊讶，就让区妇救会主任王桂兰（孟门人）作了专题汇报。不到半月，离石县政府也派人来帮助教育、改造妓女。

根据上级指示精神，我们专门成立了军民联合稽查处，由李丕旺（柳林李家 村人）担任主任。区妇救会主任王桂兰担任副主任。碛口镇公所也成立了相应的组织，记得有镇公所武委会主任高应全，“群众社”主任冯善积，还有西头村民兵李玉玺、李仁俊、陈三儿等。

我们这次教育、改造妓女工作，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是摸清底子，组织学习，人人诉苦，激发阶级感情。我们每天把她们集中在区政府院子里，学习文件，讲述党的解放妇女的政策。妇救会的同志还与她们谈心，与她们交朋友。当谈到“你们也是我们的阶级姐妹”时，她们感动得哭了，她们哭诉吃人的旧社会，哭诉自己的悲惨遭遇。高玉英绰号“洋学生”，因来碛口时穿一身学生服而得名。在控诉会上，她声泪俱下地说:“我叫高玉英，离石城里人。日本鬼子占了离石后，我的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弟弟，都被日本鬼子杀害了，我也被鬼子兵奸污，后来九死一生，好不容易才逃了出来。这笔血海深仇，我一定要报。”说到这儿，她忽然扭身，双膝跪在正参加会的一位八路军副排长面前说:“长官，我已经成了个坏女人，谁也不要我。听说八路军就是救穷人的，如果不嫌弃的话，就把我收下吧！我也要打日本，我也要为亲人报仇！”后来，高玉英真的参加了八路军，当了一名卫生员。南下时，她和那位副排长结了婚，全国解放后还回过故里，这是后话。再说“金圪 ”、“活韭菜”等十多个吸毒的女人，通过教育，思想确实有了很大进步，但禁烟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最后只得把她们关起来，集中戒毒。

第二步是学习纺棉技术，自强自立，争做自食其力的新型劳动者。政府发给她们每人一架纺花车，开始时规定每天纺一两棉花，后来增加到二两。这些女人过惯了游手好闲的生活，安下心来让其劳动，有些就受不了。这时，我们从索达干请来劳动英雄刘能林，让其讲授纺棉技术，并言传声教地感化她们。刘能林8岁开始学纺线，12岁时学会织布，14岁时嫁到本村。她自小热爱劳动，一天能纺半斤棉花。刘的英雄事迹，对这些人也有很大感化。后来，秋香则、贾麦莲、阎秀兰等人也能踏下心来，每天纺棉三四两。

在教育、改造妓女的同时，我们的军民稽查队每天晚上出动巡逻。一天夜里，民兵们抓到一对嫖宿的，第二天就游街示众。这一举动本想以正压邪，教育大家，谁知由于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到家，有些妓女手头确实没有多余钱，时间一长，连生活也无法维持了。一天晚上，一下就跑了十几个。

我们根据这一情况，对留下来的及时给予赈济，并劝其找个合适的男人成家。这时，离碛口不远的陕北胖牛沟有个兵工厂，我们就把她们中的大部分送到那里参加了革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