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2月18日，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在重庆造访俞大维与陈寅恪，竺记载:“寅恪对骝先等发起献九鼎，顾颉刚为九鼎作铭惊怪不止。谓颉刚不信历史上有禹，而竟信有九鼎。”

如前所述，根据《史记》记载，九鼎为禹所铸，而顾颉刚最为著名的学术论点之一，就是否定禹之存在，此即人们通常所说:禹是一条虫。既然禹不存在，那么，就逻辑而论，由禹所铸的九鼎当然也不存在，因此陈寅恪表示不解:顾颉刚不信有禹，却信有九鼎。

但是，真正引起陈寅恪“惊怪不止”的，并非禹与九鼎之间的逻辑关系，而是献鼎所表现的与时代精神的背离。接下来竺可桢记载:陈寅格“作诗嘲之云:‘沧海生还又见春，岂知春与日俱新。读书渐已师秦吏，钳市终须避楚人。九鼎铭词争颂德，百年粗粝总伤贫。周妻何肉尤吾累，大患分明有此身。”

陈诗所指与所嘲，正是问题的核心与实质。

既然被蒋拒绝，铸献九鼎也就没有成为最终的事实。本文所以把这个半途而止的问题提出，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体现了一种较为典型的不对称的精神现象。

不平等条约的取消至少在形式上解除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这肯定是历史的一个进步。然而，向蒋个人铸献九鼎，则又是一种封建性质至少是半封建性质的拟议，这肯定是历史的一个退步。以封建或者半封建的方式，纪念半殖民地的解除，等于以退步纪念进步。一句话，以一种反时代的精神风貌，而面向时代的前行。本来，从理论上讲，进步与退步两者似乎互不相容，然而在实践上却可以被人们合为一体。既是不对称的，又是可以平衡的，此即铸献九鼎所留下的一个可供思考的问题。

最后，那个期待“宝于万古”的九鼎去向何方?据庞镜塘记载:遭蒋拒献之后，“朱家骅即刻派人把这九个鼎送交中央图书馆暂行代为保管，以后便不知下落了”。看来，其命运与夏禹、武曌、赵佶所铸之物，大体相同，都被吞没于历史的瀚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