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外交风采（资料图片）

大跃进:粮食增产一倍

在一份编号为116-00183-01(1)档案中，记录了1959年3月11日下午，周恩来接受法国记者芒德长达4个小时的采访，采访中，周恩来向芒德肯定了中国从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对生产活动的促进作用。

事实上，当时的周恩来并非不了解大跃进将带来的恶果，早在1955年，他就因为看到生产活动中的种种盲目冒进行为，提出过“反冒进”，但在批评和压力下，最终以写检讨的形式作出让步。

1956年1月，毛泽东在他起草公布的《农业四十条》中，提出1956年到1967年间的粮食和棉花产量，应分别以每年8.8％、10.5％的速度递增，事实上，依照当时国情，这个指标在12年内也难以完成。

看到这种“盲目冒进”迹象的周恩来，在公开场合赞同毛泽东的“反保守”同时，更强调“反冒进”，1955年开始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时，周恩来更是顶住毛泽东的压力，几次将过高的计划指标压缩到合理范围。

“反保守”和“反冒进”的分歧，在1957年末变成了一场公开斗争。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不点名地批评“反冒进”问题；12月末到来年初的杭州会议期间，毛泽东又对此做了“严厉批评”；在1958 年1月11日召开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已将“反冒进”公开定义为政治问题，在会场上向周恩来直接质问。

毛泽东的批评引起了周恩来和几位副总理的不安，陪同周恩来赴南宁开会的经济秘书顾明后来回忆:“几乎每天晚上，先念、一波等都聚在总理那里讨论到夜里两三点，商议怎么检讨等等，那时，会议的形势很紧张。”

1958年1月19日晚，周恩来在持续到凌晨1点的大会上承认，“反冒进”是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此后，大跃进的狂潮变得无人可挡。

经历过这场风波的周恩来，在和芒德谈到大跃进时，口气变得乐观而谨慎。

芒德问道:根据中国所公布的1958年生产情况材料，他大略计算出中国的粮食收成是增加了。“即达到3亿5千 8百万吨，但又出现了供应紧张和缺粮现象，其原因是否只是由于运输的关系，这给外国人造成的印象是你们夸大了粮食生产的总数。”

周恩来并未直接回答芒德的问题，而是提到中国作为一个“底子薄”的农业大国，一直处在人民吃不饱的阶段，但“ 大跃进已经促进了粮食增产”。

他说:“往年我们认为粮食增产是太慢了，不能满足农村的需要，也不能满足城市粮食的供应，因此不能推动工业的发展，也不能推动交通运输的发展。所以去年我们提倡大跃进来推动生产，加上去年组织人民公社的运动，农村中更大范围的合作运动，也推动了去年的大跃进。粮食是增产了一倍，单从需要量方面说，因为我们没有底子，原来就不够吃，现在要吃得够，这样变化就很大了。”

周恩来没有否认城市中有供粮紧张的现象，但仍然强调“这不是没有粮食”。他将这种现象的出现归为四方面原因:一是今年要急需增产，种子需要增加了一些。二是组织人民公社后，农村开办大食堂，吃饭不用花钱，“因此粮食也没有定量，大人小孩都要多吃，还有炼钢的人将粮食带到山上去，也没有定量。”这样就使得农村的消费量大了些。三是过去粮食都归中央管，去年搞公社，中央将权利下放给地方，调粮的权利也下放了，因此地方就首先满足地方的需要，而中央政府要将粮食调到大城市就显得慢了。四是交通困难。中国原来的交通也是底子薄，现在生产发展很大，交通也就变成不能适应了，去年修的铁路能不能满足需要，并且去年钢铁大生产，煤铁的运输量很大，挤掉了粮食的运输。交通困难还直接导致一些粮食富裕的省市，不能将余粮运出，比如四川省。

他最后还提到，1958年的大跃进，使得粮、棉、钢、煤的增产突破了原有比例，“我们新的经济平衡还没有建立好，粮食的供应紧张也正说明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