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长得很漂亮，为人善良，生了三个小孩——我和两个弟弟。现在，一个弟弟已死，一个弟弟尚在。母亲在三十五岁时即患肺痨而死。原因是我家在祖父去世后，每况愈下，母亲因操劳过度成疾。

祖父五十多岁去世。他生前不事生产，不买地，只有房产。到了父辈，我们的家庭就中衰了。叔父当师爷，父亲(周劭纲)当文书，进益不够维持生活。但封建家庭素来好面子，摆空场面，宁可债台高筑，不肯丢掉面子。因此，我从小就懂得生活艰难。父亲常外出，我十岁、十一岁即开始当家，照管家里柴米油盐，外出应酬，在这方面，给了我一些锻炼。

我出生后，因叔父周贻淦已去世，照传统习惯，把我过继给叔父，由守寡的叔母抚养。叔母即嗣母陈氏，是受过教育的女子，在我五岁时就常给我讲故事，如《天雨花》、《再生缘》等唱词。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承继过来的。但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分。

我小时在私塾念书。从八岁到十岁我已开始读小说。我读的第一部小说是《西游记》，后来又读了《镜花缘》、《水浒传》和《红楼梦》。

中国有句俗语：“逼上梁山”。这句俗语就出自《水浒》。我们都是“逼上梁山”的。人走上革命道路不是先天的，而是由于外来的压迫和环境造成的。但他所以能产生革命性，是由于人的本能中有一种抵抗力，不愿受外来压迫。有一种人，站在压迫方面或帮助压迫的，当然无由产生抵抗力。但大多数人是被压迫的，只不过抵抗力有强弱的不同。有些人抵抗力强，是经过锻炼而来的；有些人抵抗力弱，是因为锻炼不够。

十二岁的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

我离家去满洲铁岭，是因为当时父亲、伯父都在那里做事。我在铁岭入了小学，六个月后又去沈阳入学，念了两年书。从受封建教育转到受西方教育，从封建家庭转到学校环境，开始读革命书籍，这便是我转变的关键。当时有两个教员，一个历史教员叫高戈吾(山东人)是革命党人，另一个地理教员是保守党人。高戈吾给我介绍读进步书籍，如章太炎(光复会领袖)的书和同盟会的杂志。地理教员是满族人，姓毛，介绍给我读康有为、梁启超的文章。章太炎的文章是古体文，很难懂，梁启超的文章是近体文，很易懂。

后来，戴季陶出了《民权报》，把章、梁的主张混合为一，写了激烈的文章攻击袁世凯，我从它的创刊号读起，直到这个刊物被当时的统治者袁世凯查封为止。那时我十三、四岁。

十五岁(一九一三年)我入南开中学，是一个私立学校。学费起初由伯父供给，后来靠学校的奖学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