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周秉德跟随丈夫调往西安工作。在他们到达西安后，“文革”狂潮随即席卷了整个中国。周秉德一时成了造反派揪斗的对象。“后来人事科长跟我说，如果当时讲出我是周总理的侄女，造反派肯定不敢关我了！但我真的没办法做到。作为伯伯的侄女，我从来没依靠过他的关系为自己做任何一件事情，包括为自己开脱。”

自己是共和国总理的亲侄女——这一秘密，周秉德一守就是几十年，即便她和家人遭受苦难，她也三缄其口。

1968年，红卫兵向江青报告，周秉德的父亲周同宇参加了“反革命组织”——“聚餐会”。江青将案卷送到总理办公室，周恩来亲笔批示逮捕了自己的亲弟弟。结果周同宇被关了整整7年。对于父亲被抓，周秉德曾一度不知情。在接到七妈的来信后，当时由于奔波辛苦险些流产的她，陷入了深深的痛苦。如果造反派把矛头指向自己，这肯定会殃及到丈夫。她整整三天三夜茶饭不思，决定向丈夫提出离婚。而沈人骅只是轻轻擦干妻子的眼泪，对她说：“无论发生什么，都要一起面对。”

不久，沈人骅被调进位于贵州遵义深山里的军工厂，生活条件极其恶劣。夫妇俩天不亮就得起床上班，到夜里12点才能回家，只能把儿子托给邻居照顾。直到1979年，周秉德父亲的问题才彻底澄清平反。

谈起伯伯和七妈的爱情，周秉德拿出周恩来和邓颖超那张甜蜜的20年代合照，她感慨地说：“看看他们俩，多好啊！七妈告诉我当时用这么亲密的姿势拍照，就是一种革命了。”周秉德还记着伯伯和七妈之间那些浪漫的通信。

当时周恩来在苏联，邓颖超给他写信说：“来：带给你的水仙花和家书一封，想已到达，阅后有何感想？你忙得怎么样，觉要多睡，酒要少喝，澡要常洗，这是我关心惦记的，回来要检查哩。”

“超，西子湖边飞来红叶，竟未能迅速回报，有负你的雅意。忙不能作借口，这次也并未忘怀，只是懒罪该打。”

1951年3月23日，邓颖超写道：“不像情书的情书，给我带来了喜慰，先寄语桃、李、海棠，善备盛装迎接主人呀。”当时邓颖超在杭州，周恩来在北京。周恩来3月31日回信：“昨得你23号来信，确实写得不像情书，陆璀答应我带信到江南，我当时戏言，俏红娘稍带老情书，结果红娘走了，情书依然未写，想见动笔之难……”

周秉德笑着感慨：“是不是没想到，周恩来也是个浪漫的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