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人借助于传单、大字报、红卫兵小报，在全国范围内造谣，把污水泼向贺龙元帅和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李井泉同志，诬陷他们“谋害”了柯庆施。张春桥曾派人秘密调查过柯庆施之死，没有查到贺龙、李井泉“谋害”柯庆施的任何“罪证”。

1969年6月1日——早在张佩瑛死亡前5年，方兆麟便已写了一份详细材料交给党组织，清楚地说明了自己参加抢救柯庆施的经过。当时，组织上经过外调，证明方兆麟所述属实，去除了疑问。方兆麟依旧参加高干医疗班子。

方兆麟医师所写的参加抢救柯庆施的经过是一份极为珍贵的史料：1965年4月6日上午10点，我正在中山医院手术室工作。忽然，党总支来电话，告知有紧急任务，准备好麻醉机、麻醉药等，随带一点风凉衣服后等一会儿就有车子来接，与护士唐子林一起做准备工作。电话未告知去什么地方，为谁治病。

不久，汽车接我和唐子林到机场。机场上停着一架专机。同去的有上海第一医学院、上海第二医学院、华东医院的医生、护士。此外还有上海市委书记王一平。

中午，专机起飞。到成都已是傍晚。到达招待所以后，才知为柯庆施治病。柯庆施的保健医生胡允平作了介绍：柯庆施昨晚赴宴，回来睡前又吃了些花生米，觉腹痛。经过成都和北京的医生会诊后，未见好转。所以上午来电，请上海医生来。

次日（4月7日）上午，由四川医学院麻醉医师闵龙秋等陪同，一起到四川医学院附属医院看手术室、麻醉机以及手术用具，选择好一手术室，准备为柯庆施动手术用。从崔子义、董方中处了解到，柯庆施暂不宜手术，目前的诊断第一为胆囊炎，第二为胰腺炎。

下午，大约二时至三时间，我被叫去。与医生们商量用什么镇静剂可使他安静下来。我提出用硫苯妥钠。会诊医生们同意。护士把0.5克硫苯妥钠用注射用的蒸馏水冲成2.5%浓度的溶液20毫升。之后，我本想请当时在柯庆施身旁的医生去注射，因为我知道柯庆施不喜欢见到陌生的医生。当时，华东医院院长薛邦琪要我去注射。我戴好口罩，帽子，拿着注射器，来到柯庆施床前。

在我动手之前，医生、护士们作了分工，一部分观察呼吸、一部分观察血压脉搏。由护士帮我，在柯庆施手上进行静脉注射。我把硫苯妥钠慢慢推入，自己边用手指扪住柯的脉搏，推入10毫升药水之后，柯庆施安静地睡着。呼吸、脉搏、血压，都没有大的变化。

我在床旁继续等候、观察5至10分钟，无变化。薛邦琪叫我离开柯庆施睡的地方，我就离开了。

晚上，薛邦琪又叫我去，于是我第二次进入柯庆施卧室。当时，柯庆施呼吸很不好，呈喘息状。经医生讨论，决定气管插管呼吸。插好气管导管之后，发现呼吸、心跳停止。于是，一面作人工呼吸，一面作胸外心脏按摩，心内注射肾上腺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