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酒井隆作为战犯被押上法庭。
一天晚上，日本驻北平公使馆的武官酒井隆喝得醉醺醺的，在苏州胡同一带东游西逛，受到中国哨兵的盘诘。酒井隆感到很没面子，当场向哨兵扬言：“要找你们最高长官理论。”
第二天，酒井隆带上两名全副武装的日本兵，气势汹汹地闯到新华门，声言要到居仁堂面见何应钦，抗议“中国士兵对日本军人的无理”。中国宪兵按照制度，要求酒井隆单独进去见何应钦，随来的两名日本士兵不得入内。酒井隆不同意，大闹起来，居然毫不知耻地当众解开裤腰带，对着居仁堂的照壁撒尿，显出一副流氓无赖嘴脸。
宪兵无奈，只好进去请示。结果，何应钦竟然同意酒井隆带士兵入见。当酒井隆向何应钦提出所谓“抗议”时，两名全副武装的日本士兵紧跟左右，丝毫没把何应钦放在眼里。何的自尊心显然受到了伤害，称酒井隆的举动是“毫无外交礼仪的粗野举动”。酒井隆狡辩称头天晚上中国哨兵对他进行“人格上的侮辱”，要他下跪，并想拿大刀砍他。他在北平的生命“没有保障”，所以外出不能不带士兵随行。何应钦听了酒井隆的信口胡言，竟然向其道歉解释：非常时期采取非常行动，也是出于保护各国人员生命安全的考虑，请多多理解。最后，酒井隆得意洋洋而去。
酒井隆走后，何应钦命令北平军警，以后对外国人，尤其是日本人要“客气、礼貌”。何应钦私下里被人称为“何婆婆”，除了说他办事优柔寡断外，还指他涵养好，有“婆婆心肠”。然而“婆婆心肠”施于敌人，不能不令人齿寒。
既然中央派驻华北的最高官员都如此窝囊，前线将士的士气和长城抗战的结果是不难想见的。果然，悲壮的长城抗战仅坚持了两个多月就全线放弃了。1933年5月31日，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这个协定事实上承认了伪满洲国，默认了以长城为“国界”，同时长城以南的华北广大地区划为非军事区，中国不得驻军，而日军却可以随意出入，日本因为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而暂时停止了军事进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