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子龙冷静思考了这件事的前前后后，根据这次教训和主席提出的要求，设计了一个方案：根据文件的阅读范围，打上应阅文的领导者名字，凡阅过文件的领导人在自己名字上画个圈，这样领导人是否看了文件一目了然，履行这个手续领导者也不费事。这个方式很受领导者欢迎，逐渐成为一个制度。

“买表事件”的风波

1954年初，主席带着我们在杭州研究起草宪法工作，一天，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王芳对汪东兴、叶子龙说：“过去我们缴了国民党一批手表，存在库里，总放在那里也没意义，我们准备处理了。你们主席身边工作人员很需要掌握时间，但有些同志还没有表，我想处理给你们一部分，请你们统计一下。”

叶子龙征求我的意见时，我也登了记。几天后，除叶子龙等少数人没买，大部分工作人员一人买了一块处理的手表。我得到的那块手表是瑞士的，好像三十多元钱。

对这件事，当时我们以为很正常，没觉得有什么问题。虽然带有“优先”的因素，毕竟大家都花钱了。没想到主席对这件很不满意，批评了汪东兴、叶子龙。

戴上表的第二天，主席发现我手腕上有表，便问我：“家骥在哪个商店买的手表？”“不是在商店买的。”我回答说。“从哪儿买的呢？”主席有点奇怪地又问。我只好照实汇报。

第二天，主席把汪东兴叫去批评道：“你们跟我到杭州，为什么不考虑影响？当地处理东西为什么不给当地人而给你们。如果不是你们的特殊身份能是这个价吗？以后绝不允许发生这类事情。”接着主席又叫叶子龙，问道：“这次买表，你也买了吗？”

“我有表，没买。”叶子龙如实回答。“这就对了。但你们是负一定责任的人，不光自己注意影响，还应使大家都做好。”

这件事给汪东兴、叶子龙和我们敲了警钟，大家都比较自觉地注意这类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