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在反击“二月逆流”的运动中首当其冲，这是“专门”为他召开的批斗大会。

（四）

在八宝山这次谈话里,毛泽东还当众提到了邓小平,把邓和当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刘伯承相提并论,说邓小平和刘少奇是有区别的,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个更为重要的信号。在场的周恩来立即暗示陈毅的亲属把这个评价传播出去,为邓小平的复出制造舆论。从1969年被“战备疏散”到江西,邓小平一直很谨慎地潜居乡下。和同时被打倒的刘少奇不同,他通过汪东兴实际上和毛泽东保持着间接的联系。这种状况当然是按毛泽东的意图安排的,他在那里埋下了一个可以制约林彪的棋子。

在1971年9月南巡途中,毛泽东在严厉批评林彪的同时,又看似无意地对在座的军区司令员们说：“邓小平不同于刘少奇,要有区别,百万雄师过大江,当时有个前委,主要还是邓小平起作用的。”而邓小平也很注意不卷入政治漩涡。1970年9月13日,他在江西给毛泽东和中央写信,请汪东兴转交。在信中,除了对刚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做例行的表态外,邓小平特别强调自己“除住宅和去工厂外,未出院半步。每天上工厂,有干部黄同志跟同。……我们对外没有别的来往,只同几个小孩通信。”

1971年11月6日,邓小平获准第一次听传达中央文件,就是关于林彪出逃一事。两天后,他又提笔给毛泽东写信,对林彪“那些罪该万死的罪恶行动”“感到十分的震惊和愤慨”,表示“如果不是由于主席和中央的英明的领导和及早地察觉,并且及时地加以解决,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我们社会主义祖国会遭到多少曲折和灾难。”他借此机会再次申明,在江西“我遵照主席指示,努力通过劳动和学习自我改造,绝对遵守我向党做的保证,除自己的亲属外,没同任何人有来往。”在多事之秋,这种“守规矩”的表态是邓小平争取复出的最好方式。他最后写道：“我个人没有什么要求,只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作,当然是做一点技术性质的工作……使我有机会能在努力工作中补过于万一。”这封信也是林彪事件后正在孤寂中的毛泽东很愿意看到的,虽然现在的中央领导层在林彪事件后一再表示拥护毛泽东,但他仍然怀疑究竟哪些人还与林彪有暗中的联系,或是准备利用这一事件向他发难,他需要一个彻底与这一事件毫无关系的人。因此,邓小平的信很快得到了良性反应。毛泽东质问汪东兴：“你怎么不管人家啦？”指示：“他的事还要汪东兴管。”并且把邓小平来信批印中央政治局。往来的鸿雁传书,终于在第二年有了结果。

1972年8月1日,邓小平听了第四次传达林彪事件的报告后,又提笔给毛泽东写信。信中说：“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工作七八年,以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揭发批判林彪的来信做出批示,予以肯定：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当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邓小平复出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