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高屋建瓴，确立世界格局大变动时期的中日外交方略

随着国内全党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和经济政治力行改革，面对国际上风云剧变和国际力量对比极大失衡的形势，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我国的外交战略进入重大调整时期，中日关系也处于深刻变化之中。邓小平在历史性转折关头，确立了争取维护和平，谋求促进发展的全方位和平外交的方略和思想，在对日关系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邓小平多次强调，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国际形势趋向缓和是总的趋势。他的新判断为我们外交新政策指明了方向。

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化，日本外交的转型，中日两国力量对比的消长，中日之间各个领域的摩擦有所上升，中日关系也进入了战略层面上的重新调整和定位的新阶段。邓小平在中日关系处于矛盾交织、冲突起伏、不断演进的历史阶段，关于对日外交的战略观点和策略思想有着深邃的理论内涵，对于中日关系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这些深入的剖析、科学的论断，显现和蕴含在他多次交流会见的谈话之中。

邓小平指出，从历史角度看，日本应该为中国发展做更多的事情。“坦率地说，日本是世界上欠中国账最多的国家，中日建交时，中国并没有因此提出战争赔偿的要求。中日是两个伟大的国家，又是近邻，从两国人民的长远利益考虑，我们作出了不要赔偿的决策。”“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日本应该为中国发展做更多的事情。”“有些不愉快的事情，需要妥善处理，这对两国和两国人民都有好处。中日关系历史上的纠葛，坦率地谈中国方面没有责任。”

“中日两国有着近两千年的友好交往历史，其中最多有一百年的路程走得不好，这同两千年相比只是一小段。”“坦率地说，虽然我们两国过去有过一段不愉快的历史，但两国人民相识比较深，应该优先发展两国的关系。”

就一些源于历史的现实问题，邓小平也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就钓鱼岛问题，邓小平指出，“中日之间并不是没有任何问题，比如钓鱼岛问题、大陆架问题。这样的问题，现在不要牵进去，可以摆在一边，以后从容地讨论，慢慢地商量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办法。”“我认为两国政府把这个问题避开是比较明智的。这样的问题放一下不要紧，放十年也没有关系。”

就教科书问题，邓小平坚决表明自己的看法，“这个问题要抓。要针对他们所说的修改教科书，篡改侵华历史是什么‘内政’，别国不得干涉，围绕这一点进行批驳。所谓‘内政’的说法，其目的就是把过去的活动说成不是侵略，要把他们的这个观点驳倒。”“他们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好多年没提这个历史问题了，这个题目出得好。我们的娃娃不能只知道友好，还要懂得历史。这一段主要的是教育人，包括教育日本人。”“最近日本修改教科书篡改历史，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温历史、教育人民的机会。这件事不仅教育了中国人民，也教育了日本人民，其实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我们那些娃娃，那些年轻人需要上这一课。他们不大懂历史，有些历史已被忘记了。特别是现在我们实行对外开放政策，鼓励外国投资，讲友好，就容易忽视这一面。”“教科书问题的重要性并不只在于问题的本身，重要的是在于教育后代的问题。”

就中日关系中最为敏感的参拜靖国神社问题，邓小平尖锐指出，“最近发生了日本内阁首相成员正式参拜靖国神社问题，这些年我们没有给日本出过难题，而日本的教科书问题、参拜靖国神社问题，还有蒋介石遗德显彰会问题，是给我们出了很大难题。‘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两国领导人都要经常注意避免出现这样那样的政治问题。因为这些问题一出现，人民就联系到历史。”“如果再出现这样的事，那就不是现在这样的状况。对日本方面来讲，不做这些事情没有任何损失。”“我们注意到日本政界有些人很强调日本人的感情，请他们注意不要忘记还有个中国人民的感情。最近有些麻烦，如参拜靖国神社，还有其他事情。这些问题同我们两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相比，要更本质得多，更实际得多，更重要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