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赵保佑 阎铁成:嵩山地区何以奠定“早期中国”的文明雏形
□河南日报社评论理论全媒体中心特约专家 赵保佑 阎铁成
历史是现实的根源,任何一个国家的今天都来自昨天。只有了解一个国家从哪里来,才能弄懂这个国家今天怎么会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也才能搞清楚这个国家未来会往哪里去和不会往哪里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深化研究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提供理论支撑。中华文明探源涉及的中原考古发现和研究表明,仰韶时代嵩山地区是中华文明秩序形成、文明制度开启的摇篮。近年来新发现的大量考古遗迹,展示了仰韶时代的嵩山地区如何从一个区域文化区拓展为一个具有强大创新力与整合力的“文明核心区”,奠定了“早期中国”的文明雏形,演绎出波澜壮阔的中华一体文明。

农桑社会形成
农业和纺织业的发展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础,农桑生产几乎贯穿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整个过程,农桑社会是在嵩山地区率先形成的。
在距今约9000—7000年的裴李岗时代,原始农业、纺织已经出现,进入7000—4500年前的仰韶时代,农业占据主导地位,先民形成以粟黍种植为核心的锄耕农业体系,生产技术与工具实现迭代突破,专用耕作农具大规模推广,谷物产量大幅提升。稳定的粮食富余支撑手工业开始独立,纺织业飞跃式发展,出现了丝绸纺织。在5500年前的青台、汪沟等遗址发现了桑蚕丝纺织物,这是目前国内发现年代最早的丝织物。在5300年前的双槐树遗址出土了与现代家蚕结构一致的“牙雕家蚕”,证明仰韶时代嵩山地区已驯化家蚕。这些考古发现是最有说服力的实证:5500年前后,嵩山地区率先形成了完备的农桑文明社会形态。
核心聚落出现
农桑经济为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支撑,社会开始了快速聚落化定居生活。考古实证显示,仰韶时代嵩山地区聚落遗址扩展到近2000处,约占河南省仰韶遗址的三分之二,且出现了面积数十万甚至超百万平方米的核心聚落。这种以大型聚落为中心、聚集多座普通村落的向心式社会结构,正是先秦文献记载的“邦”“国”时代,中国开始了从“平等村落”到“超级古国”的壮丽演变,嵩山地区正是这一历史进程的经典演绎代表。
仰韶文化早期,聚落规模只有通常几万平方米,聚落中心有一座“大房子”或广场,周围簇拥着一圈小型居室,这种“凝聚向心式”布局,说明当时社会基本平等。仰韶文化中期,聚落出现严重分化,特大型核心聚落、大型中心聚落、中小型普通村落等形成了类似金字塔的层级结构,折射出社会分层和权力的初步集中,意味着已经出现有号召力的首领。仰韶文化晚期,出现了双槐树等面积超过百万平方米的特大型核心聚落,重城叠壕的“古国时代”大都邑形成了。
仰韶时代嵩山地区聚落发展呈现鲜明特点。一是聚落形态有革命性变化,可概括为“重防御、强规划、显等级”,勾勒出了中华文明“古国时代”形成的图景。二是聚落组织有重大变化,从环壕开挖到城墙构筑,表明国家性质的号召力和组织力开始形成。三是聚落内社会阶层有了明显分化,从高等级建筑到大墓出现,表明社会特权阶层已经诞生。四是聚落成员精神上有了豁然的觉醒,青台的“北斗九星”祭坛和双槐树的“敬天法祖”布局,说明先民不仅在改造物质世界,更在构建属于自己的宇宙观与精神信仰体系。
嵩山地区聚落形态的革命性飞跃,构建起了早期国家的雏形,形成了“古国时代”的政治气象,为后来夏商周三代灿烂的文明奠定了坚实根基。
政治秩序奠基
中国古代政治秩序的建立并非单纯依赖武力征服,而是通过构建“天人合一”的意识形态与空间秩序实现的。嵩山地区一系列遗址展现了通过“观象授时”和“建中立极”的智慧构建政治秩序的清晰脉络。
“观象授时”是通过对天象观测掌握历法规律,揭示“天之序”。“建中立极”是通过营造中轴对称、层级分明的都邑空间,将“天之序”投射于人世,形成“王者居中”的“人之序”,催生出政治秩序的礼制规范,构建“天人合一”统治的合法性。早在裴李岗时代,人们就开始观测天象。仰韶时代大河村遗址出土的彩陶纹饰包含太阳纹、月亮纹、星象纹等大量天文元素,这是古人用视觉化表达将抽象的天体运行转化为可感知的符号,“观象授时”开启崭新阶段。
嵩山地区的观象授时体系,深度融入社会生活与礼制建设。先民通过天象确定播种、收割等农业生产节律,又通过“北斗九星”祭坛建立“沟通天地”的平台。先民依托“天文观测”建立“时间秩序”,形成了生产生活、部落分工、礼仪制度之类的“社会秩序”。统治者通过对观象授时的垄断,建立和形成了沟通天地的特殊地位,形成了社会权力中心,推动了“文明”的诞生。
当权力的种子播下,人世间的等级尊卑秩序被巧妙地合理化、自然化。双槐树遗址三重环壕层层递进的防御体系,彰显出王权的隐喻。遗址内的墓葬、祭坛、广场、殿堂、中心居址依中轴有序布局,在空间上将“建中”理念发挥到了极致,体现了君权受命于天的理念、以权力为核心的等级制度和礼仪规制的新秩序,一套成熟的国家机器经典呈现。
嵩山地区“观象授时”与“建中立极”的结合,孕育了中华文明独特的“政治基因”,将无形的天道转化为有形的城池、祭坛、宫室等,让尊卑有序的观念深入人心,完成了政治秩序的奠基。
文明制度开启
文明的诞生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转折点,是文明制度的建立。它意味着人类社会打破了原始氏族的血缘联结,开始依靠一套被多数成员认可的、具有强制力的规则、等级、礼仪和权力架构来维持社会运转。在仰韶文化中晚期,嵩山地区率先进行了深刻的“制度化”变革,从“酋邦”向“早期国家”演进。清静沟、苏羊、青台、大河村、西山、双槐树等遗址的环壕城墙、功能分区、宫殿宗庙及祭祀遗迹,勾勒出“无规矩”走向“定礼乐”的完整演进轨迹。
清静沟遗址以其震撼的防御体系和土木工程技术,向我们展示了社会动员能力的质变。它拥有四重环壕、一重城墙,复原面积55万平方米,从制度史的角度来看,这座城墙与环壕绝不仅仅是一堆泥土和几条水沟,还是一项极其艰巨的超级工程,反映了筑城者的强大组织力量,意味着已经具备了高度组织化的大规模人力物力调配能力,已经形成了一套超越氏族、行之有效的“管理层级”和“劳役分配制度”。同时,多重防御体系的出现,也暗示了当时聚落之间可能存在频繁的激烈战争,催生了严密的社会防卫机制和集权式的指挥体系,这正是早期国家机器形成的强烈信号。
大河村遗址为我们提供了微观社会管理的精细切片。遗址构筑有坚固的城墙、环壕,居住区、墓葬区、作坊区有着明显的区划。这种井然有序的“功能分区”,是城市管理制度的直观体现。制陶区的独立存在,说明形成了专业化工匠群体和稳定的生产管理制度。在社会上层建筑的搭建中,“彩陶双连壶”反映了不同血缘氏族之间,可能通过结盟、联姻等方式,形成了更高层级的政治或军事联合体。
双槐树遗址被三重环壕严密包围,这是一个由中轴线串起的、层层递进的、功能各不相同的、井然有序的崭新世界。这种设计不仅具有极强的防御功能,更在精神层面暗合了后世“三生万物”的哲学思想,体现了极高的礼仪化设计思维。聚落面对嵩山,这是敬;将祭坛和大墓作为环壕内的第一场景,这是法祖。用高墙把前面的两座院落与后面的居住区分开,这是将国事与家事分开的“前朝后寝”布局;以中轴线将它们串联起来,这是彰显君权受命于天的理念,体现以权力为核心的等级制度,是创立礼仪规制建筑的新秩序。双槐树遗址成熟的中轴建筑布局,是仰韶时代嵩山地区文明化进程的最高峰。
嵩山文明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原模式”,其核心特点是重现实、重秩序、可持续。从经济基础看,追求稳扎稳打的农桑本色,不求奢华,但求生生不息。从权力结构看,不依赖神权,依靠世俗的王权和军事力量,奠定“人本”基调。从城池建设看,彰显对社会秩序的管理。从社会管理来看,反对将财富挥霍于祭祀,注重社会民生的发展。这条道路低调、务实、质朴、坚韧、中和,像静水流深的江河,为后世形成的中华一体文明定下了“主基调”,探索出了可持续的文明演进模式,成为中华文明的主根主脉。
(作者分别为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郑州市文物局原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