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见三苏|高丽杨:三苏笔下的中原山河与人间烟火
□河南日报社评论理论全媒体中心特约专家 高丽杨
地域书写也称文学地理书写,是文人依托自身体验完成的文化建构:将所见风物、所处空间内化为精神载体,在形成地域认同的同时传递文化内涵。北宋文坛的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生长于蜀地,奔赴北宋京城开封为官,仕途起落皆与中原紧密相连——这片土地见证了他们初到中原的新奇、科举登第的荣光、遭贬离京的失意,还有晚年定居颍昌的安然平淡。丰富的人生境遇与内心感触,催生了三苏大量书写河南的诗文。这些作品既是他们精神世界的投射,也真实留存下北宋中原的社会风貌。

山河诗文让华夏文明正统具象化
中原山水兼具开阔气度与厚重底蕴,奔流不息的黄河是华夏文明的根脉,嵩山位居“天地之中”,象征着华夏文明的正统地位。三苏笔下的河南山水,正是这份文化厚重感的文学具象。
苏洵初到京师,写下《忆山送人五言七十八韵》:“自是识嵩岳,荡荡容貌尊。不入众山列,体如镇中原。几日至华下,秀色碧照天……”在苏洵眼中,嵩山不只是一座自然高山,更是守护中原、承载天下格局的政治文化地标。
元祐四年,苏轼离开汴京赴任,途经滑州时写下《黄河》:“活活何人见混茫,昆仑气脉本来黄。浊流若解污清济,惊浪应须动太行。帝假一源神禹迹,世流三患梗尧乡。灵槎果有仙家事,试问青天路短长。”这首诗兼具大河雄浑的审美观感,也直面中原黄河水患频发的社会现实,藏着士大夫的多重思考。
和江南诗文清新秀美的格调不同,中原山河自带历史沉淀,气质雄浑苍茫。三苏以异乡人的视角凝望中原,将山川风物融入华夏文明根源,饱含对中原正统文明的理解与认同。
咏史怀古审视朝政利弊与民间疾苦
北宋河南是京畿要地,是士大夫实现政治理想的核心舞台。心怀济世抱负的三苏书写大量和河南相关的诗词。
开封怀远驿,是苏轼、苏辙备考科举闭门苦读之处,也是二人政治理想萌发的起点。苏轼《初秋寄子由》追忆往昔:“忆在怀远驿,闭门秋暑中。藜羹对书史,挥汗与子同。”生动刻画出兄弟二人埋头苦读、胸怀理想的少年模样。嘉祐六年,苏轼入朝任职,深度参与朝堂事务,写下不少针砭时弊的诗文,尽显士大夫的责任担当。王安石变法推行之时,苏轼上书万言,点出新法存在的弊病,提出“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的主张。清代《御选古文渊鉴》如是评价苏轼:“一书万言,意甚贯串而不失之复,词甚矫厉而不过于激,不独经济之裕,抑为文章之雅。”
朝堂现实启发文人回望历史,河洛一带密布的古迹,成为三苏反思时政的重要参照。他们登临旧迹、感怀古今,借咏史怀古抒发现实感悟,从王朝兴衰里汲取治世教训。熙宁年间,苏辙担任河南府推官,往返于洛阳、嵩山、颍昌之间,凭吊古迹,创作怀古诗篇。《洛阳试院楼上新晴五绝》其一写道:“伊阙遥临凤阙前,龙门女几气苍然。唐朝御路依稀在,犹想东巡尘暗天。”遥望龙门苍茫山色,“依稀”二字道尽王朝盛衰变迁。
以汴京权力中心为基点,三苏的中原书写,一面记录朝堂亲历见闻,审视朝政利弊与民间疾苦;一面游走河洛古迹,借历史遗存思辨兴亡得失。现实体察和历史思索相辅相成,构筑起他们对中原完整的文化认知。
烟火笔录存储百姓生活百态
三苏的诗文里,留存诸多中原风土人情的描写,千年前河南百姓的生活百态得以鲜活重现。
初至中原,三苏切身感受到这里和蜀地截然不同的社会风貌。苏洵《丙申岁余在京师乡人陈景回自南来弃其官得太》有言:“经行天下爱嵩岳,遂欲买地居妻孥。晴原漫漫望不尽,山色照野光如濡。”中原风貌深深打动苏洵,甚至生出迁居于此的想法。初入京洛,苏洵的文章得到京城文人圈子赏识,欣然记下:“嗟我何足道,穷居出无车。昨者入京洛,文章被人夸。故旧未肯信,闻之笑呀呀。”足以窥见,在当时士人心目中,得到文化中心的认可意义非凡。
洛阳牡丹是中原极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三苏多有吟咏。苏轼笔下的牡丹,承载着现实批判的意味。被贬惠州时所作《荔枝叹》提及进贡牡丹一事:“洛阳相君忠孝家,可怜亦进姚黄花。”姚黄是洛阳牡丹名品,地方官员为博取恩宠向朝廷进贡牡丹,劳扰百姓。对此苏轼予以尖锐讽刺,尽显心系百姓的文人底色。
中原是华夏文明的根源故土,留存无数历史记忆,既上演朝堂权力博弈,也充满人间烟火的温暖。三苏对于河南的地域书写,既拓宽了自身诗文的题材边界,更为后世了解宋代中原留存珍贵的文学史料。
(作者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宗教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