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风载遗物,一字补青史:八一起义参加者刘纯煜“归队”

海风载遗物,一字补青史:八一起义参加者刘纯煜“归队”

一副镜腿弯折、镀层剥落的圆框眼镜,一支镌刻婚期、承载深情的纪念金笔,一沓沓泛黄书信、老照片与文稿……这些浸着南洋湿热海风的遗物,从广东汕头启程,跨越山海,抵达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

刘纯煜,这名起义名录上“少一字”的战士,自此补全名字。

三代人,近百年光阴,默默珍藏遗物、打捞尘封记忆。当年奔赴南昌城头的革命者,以这样一场跨越时空的相逢,终于“归队”。

时隔99年,南昌起义参加者刘纯煜“归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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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捐赠仪式(左为刘怀艾)

10月28日,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内,一场朴素庄重的文物捐赠仪式静静举行。

来自广东的刘怀艾,双手捧出一叠跨越山海的珍藏:镜腿弯折、镀层剥落的圆框眼镜,刻着纪念日的金笔,还有泛黄书信、褪色老照片与手作文稿。裹挟着南洋潮湿气息的物件,从汕头出发,终于落定英雄城南昌,交到馆方工作人员手中。

它们的主人,是刘纯煜。1927年8月1日,23岁的他站在这座英雄之城,投身南昌起义。

长期以来,南昌起义参加者名录上,一位姓名含“刘纯”二字的起义者,最后一字一直悬而未决。随着这批遗物入藏、史料交叉印证,“刘纯煜”这个完整姓名,终于稳稳写入历史记载。

时隔99年,这位华侨革命者,以遗物归馆、名字补全的方式,完成一场迟到近百年的“归队”。

从万隆出发,奔赴南昌起义的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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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纯煜肖像照

随着刘怀艾的讲述,一段尘封近百年的往事缓缓拉开帷幕:

据介绍,刘纯煜1904年生于印度尼西亚万隆,祖籍广东梅县(今广东梅州梅县区)。四岁时,他被叔公带回故乡,在梅县读完小学、梅州中学;中学毕业后重返雅加达。1924年,他回国投考复旦大学,后参加“五卅运动”,并投身革命。

“家里留存的资料里,能读到祖父当年满怀救国热忱的文字。”刘怀艾向记者展示家中珍藏史料:北伐时期,刘纯煜进入武汉国民政府宣传部工作。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汪精卫紧随其后“清党反共”。受时任武汉国民政府财政厅厅长詹大悲(辛亥革命先驱、中国共产党早期秘密党员)秘密安排,刘纯煜从武汉赶往九江,追上起义队伍,奔赴南昌,参加起义。

后来,中国致公党原中央常委兼秘书长郑天保曾告诉刘纯煜之女刘瑜瑚:刘纯煜在南昌起义中隶属叶挺部队。

同年12月,詹大悲被南京当局逮捕,未经审讯,当夜即在汉口遇害。

带回故乡的起义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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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纯煜北伐战争期间发表的爱国文章

曾经的领路人倒下了,但从南昌城头接过的火种,刘纯煜却没放下。

起义成功后,部队分批撤离南昌,按计划南下广东建立革命根据地。

那时,刘纯煜跟随起义队伍南下至粤赣边境,上级安排他先行返回梅县,筹备接应起义队伍。

回乡不久,起义部队南下受挫、主力大部溃散,刘纯煜自此和部队失去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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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复之在其回忆录中记述了刘纯煜

没有归队号令,没有战友音讯,信仰却不会因失联而黯淡。回到梅县约亭村,刘纯煜把起义的消息讲给乡间少年。无产阶级革命家、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刘复之,在回忆录《邻居刘纯煜》中记下这段往事:“他给村里带来了1927年大革命风暴的潮声,让民主的新鲜空气吹到我们青少年身上。我刚10岁,受到他的思想和作风的启蒙。”

刘纯煜还满怀期待地向少年刘复之讲述:“贺龙、叶挺部队在南昌暴动了,打垮了国民党的军队和政府,革命军正在南下。只要贺龙、叶挺部队一到,梅县的国民党政府就打倒了。”

正是受这簇起义火种的启蒙,刘复之后来踏上革命道路,奋斗终身。

回国抗战,以纸笔做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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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纯煜使用过的眼镜

许多南昌起义参与者的故事,定格在1927年夏夜城头的枪声里。可刘纯煜的革命之路,没有止步于散去的起义洪流,而是走入一条孤独、漫长、没有军号指引的旷野。

白色恐怖笼罩之下,刘纯煜不得不再度远行。1928年,他重返南洋,在八帝华学校任教。1929年,在亲友鼓励下,他远赴日本明治大学求学。

本次捐赠的圆框眼镜,镜腿上那道弯折痕迹,正是这段岁月无声的物证:在东京的课堂、简陋寓所里,刘纯煜一日复一日戴着这副眼镜伏案苦读,于书卷之中寻找救国救民的答案。

“眼镜跟着祖父走过很多地方,也是我们家族最珍视的一件旧物。”刘怀艾说。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刘纯煜回国投身抗战。他以南洋《新报》国内特约通讯员的身份报道抗战,与地下党员、进步人士并肩,在广东韶关创办坚持抗日立场的《北江日报》,后赴浙江主办《民生日报》。曾经奔赴战场的革命者,拿起了另一支武器——笔。

抗战胜利后,他重返南洋深耕进步文教事业,积极向华侨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新中国成立后,他奔走团结爱国华侨,动员侨胞青年、爱国侨商支援祖国建设,是当年印尼侨界极具影响力的领袖之一。

吾道不孤,他们在海外升起五星红旗

南昌起义参加者实际人数有2.3万人,留下名字的却仅有千余人。

2024年8月1日,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举行“南昌起义参加者新增名录发布仪式”,公布了8位新增南昌起义参加者。

大江新闻全程见证报道这场特殊的“归队”。新增名单里,同样有一位华侨革命者——房延凌。

1927年,房延凌遵照党组织指示赴南昌参加起义,随军南下,回到家乡大埔建立工农革命政权。三河坝战役失利后,他被迫流亡南洋。1928年,房延凌与李德奇等人在印尼巴城秘密组建中共荷属东印度支部;1946年,当选万隆华侨公会首任主席。

1949年10月1日,两面五星红旗在万隆升起,其中一面,就飘扬在万隆华侨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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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延凌

翻阅资料,记者惊喜地发现,刘纯煜与房延凌是梅县同乡,革命轨迹几度交汇。循着这条线索,记者联系上房延凌之孙房顺理,通过回忆录等多方考证,一点点拼凑出刘纯煜尘封多年的往事。

两位同乡,一同从南昌起义的征途南下,又先后流亡南洋,接续守护革命火种。

“早在20年代末,他(刘纯煜)就已定居万隆,于邮政西大街创办了东亚印刷所,与先父的华丰电版社相邻不远。”房延凌之子房庆宜在《刘纯煜与先父》一文中写道。

不久后,刘、房二人共同出版进步刊物《摩登青年》,由东亚印刷所承印。

1949年,房延凌出任万隆“中华总会”主席,刘纯煜是总会工委。华文教育事业上,房延凌出任万隆华侨中学董事长,特意聘请刘纯煜担任校长。

相同的革命初心、相近的人生际遇,让二人成为班荆道故的战友,在万里之外,坚守华侨心中的家国情怀。

1955年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接见华侨各界代表。刘纯煜有幸近距离和总理握手,在两三米外聆听总理一个多小时的讲话。

事后,他在写给女儿的家书中难掩激动:“这是继前年我回国观光之后的又一次平生最无上的光荣”“我要向你们表明,这不只是表面的热爱,是年过五十的你父亲心底爱国情怀的流露。写下这封信时,我的心情依旧澎湃难平。”

三尺讲台,播下向往祖国的“火星”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华侨郑木生为让更多华人孩子学会母语,与同乡冒险“开班”教中文,让家国情怀在异国他乡生生不息。

事实上,彼时南洋,不止一个“郑木生”。华侨们心系祖国、心念桑梓,甘当中华文脉的“摆渡人”。刘纯煜便是其中之一。

山海相隔,一纸家书写不尽滚烫的赤子之心。万隆湿热的海风,吹不散他对故土的牵挂。这份沉甸甸的期盼,被他安放于三尺讲台,在侨生心底种下一颗颗心向故国的种子。

据介绍,刘纯煜先后在巴城中学任教,后出任椰城华侨公学校长。执掌万隆华侨中学期间,他在南洋的课堂上,把新中国的故事讲给侨生听。

印尼归侨谢莲香还记得这位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校长。她所在的“火星班”,名字藏着火种与希望的寓意,全班百分之八十的同学,后来都跨越重洋回到祖国,投身建设。

夙愿未竟,没能回到心心念念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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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纯煜的家书

而于刘纯煜自己,落叶归根,也是一生夙愿,奈何终成憾事。

刘怀艾的父亲,现年80岁的刘运加,是刘纯煜的小儿子,可他与刘纯煜,仅有“一面之缘”。

“我出生时,父亲就已远赴南洋。1953年,父亲跟着印尼华侨观光团回国,在汕头住了三天。那年我六岁多,第一次见到父亲。”11月16日,老人缓缓回忆这段短暂的相逢。

尽管相聚时日有限,父亲的品格与教诲长久影响着子女,家中十兄弟姐妹,全部完成高等教育。

二返南洋后,刘纯煜常年患有高血压,加之长期超负荷工作,在印尼没有直系亲人照料,身体日渐衰弱。

“父亲在最后一封家书中说,他眼下还是有些忙,身体也很差,做一点事都会头昏,明年回去打算好好地休息一番。”刘运加说。

不料没过多久,刘纯煜因积劳成疾,1956年在万隆病逝,年仅53岁,永远留在了南洋终年湿热的风里。

时任国家中央侨委主任的何香凝致唁电慰问家属,称刘纯煜的逝世是华侨教育界的巨大损失,他为侨胞和祖国服务数十年如一日的精神,将永为侨胞所钦式。

1994年,中国与印尼复交后,刘纯煜的骨灰被带回国内,安葬于汕头市公墓。

跨越时光,一个名字终于补全归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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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纯煜结婚纪念的金笔

多年之后,刘瑜瑚在网上看到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寻访起义参加者的公告,又读到“刘纯”一名存疑的记载,一家人便开始整理书信、照片、文稿,寄往纪念馆。馆方多方比对、交叉考证,终于确认了刘纯煜的起义参加者身份,家人商议后决定将珍藏数十年的遗物捐赠出来。

从“刘纯”到“刘纯煜”,历史上缺失的那个字,终于补全。

自起义之后与组织失联,刘纯煜用三十年漂泊、执笔呐喊、讲台育人,走完了一条远比起义当夜更加漫长的“归队”之路。

这条路没有军号,没有会师,但有日军空袭间隙编辑室里不灭的灯火、万隆教室里一页页翻开的课本、异乡漂泊中守望相助的同道,还有一批替他完成落叶归根心愿的青年学子。

(本文图片均由刘纯煜后人、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提供)

作者:沈冠楠、杨文超

编辑:陶春霞

复审:黄祥晟

签发:黄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