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牙利学者:我曾不理解中国的生态文明理念,直到发现……
11月20日,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第三十一次缔约方会议(COP31)在土耳其安塔利亚落幕。过去几十年里,全球气候谈判不断推进,各国也提出了各种减排目标和绿色转型方案,但气候危机依然严峻。
技术进步、能源转型和经济增长,究竟能否真正带领人类走向可持续发展的未来?或许,我们还需要重新思考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人类究竟应该如何理解生命,以及自己与自然的关系?
匈牙利理论物理学家、天体物理学家阿提拉·格朗皮埃尔(Attila Grandpierre),提出了“生命中心型文明”(Life-centered Civilization)的理念。他认为现代社会过度追求物质财富、消费和经济增长,恰恰是生态危机与人类精神困境的重要根源。技术可以成为改善世界的工具,但如果人类不改变自身的价值观,再先进的技术也未必能够带来真正的可持续发展。
有意思的是,格朗皮埃尔最初对中国提出的生态文明理念也曾抱有怀疑。但随着对这一理念的深入了解,他逐渐发现,中国生态文明所强调的尊重自然、尊重传统,与自己长期探索的生命中心型文明有着深刻的相通之处。在他看来,中国传统文化中保留的生命智慧,或许能够为人类文明的未来提供重要启示。他甚至从中文“生态”二字中找到了与自己理论相呼应的理解:“生”意味着生命(Life),“态”意味着态度(Attitude),生态文明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以生命为中心的文明。
从气候危机到东西方文明,从物质主义的局限到中国生态文明的价值,格朗皮埃尔在这次与观察者网的对话中分享了他对人类未来的思考。

观察者网与阿提拉·格朗皮埃尔进行线上对话
【对话/观察者网 郑乐欢】
观察者网:我想先从您的个人经历谈起。作为一名物理学家、天体学家,您是从什么时候将兴趣转向生命、自然,甚至哲学的?是什么促使您发生了这样的转变?
阿提拉·格朗皮埃尔:我16岁的时候,就对生命的本质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兴趣。在那之前,我一直非常热爱数学,但到了16岁,我的兴趣突然转向了生命。我开始频繁地去图书馆,阅读各种关于生命的书籍。
但让我非常失望、甚至有些愤怒的是,我发现竟然没有人能够回答一个最基本的问题:生命究竟是什么?我无法理解,为什么人类最重要的问题,反而一直被搁置在一边?
有时候,我会读到一些书把生命定义为新陈代谢。我当时就想,不对,我的生命绝不仅仅是新陈代谢。生命还与我的决定和行动有关,取决于我如何安排自己的人生,以及我能够发展出怎样的生活方式。我认为,这才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1967年,匈牙利出版了一本非常重要的著作,名叫《理论生物学》。作者是一位世界级的匈牙利生物学家。他早在1920年就发表了关于生命本质、理论生物学以及生物学普遍原理的重要论文。后来,他先后受到美国和苏联的邀请,最终选择前往苏联,并于1935年在那里出版了《理论生物学》这本代表作。
当我读到这本书时,我意识到,这位生物学家实际上发现了生命真正的基本原理。这是一条自然法则,因此也是支配宇宙的普遍原理。人类的未来必须与这一生命普遍原理保持一致。
我把这一原理视为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指引。过去60年来,我一直在持续研究它,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套完整的理论。
观察者网:您提出了“生命中心型文明”(Life-centered Civilization)这个概念。请问这个概念具体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生活在这样一种文明中,与今天的社会相比,会有哪些不同?
阿提拉·格朗皮埃尔:生命中心型文明,最核心的目标就是提升人类生命的质量。
社会是人类生命中一个非常基础的因素。我们出生之后,就已经置身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之中,而社会会持续、系统地影响我们看待世界、宇宙和生命的基本态度。我们所处社会的性质,以及这个社会所追求的主要目标,会深刻影响我们从小形成的价值观。
如果我们出生在一个物质主义文明中,那么到了三四岁、五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个世界最重要的东西是物质。整个社会也会朝着这个方向运转,仿佛物质应该成为一切的中心。
但如果物质并不是我们内心真正重视的东西,那么个人与社会之间就会产生冲突。通常,当我们逐渐融入社会时,也会慢慢适应社会的主流方向,最终成为物质主义者。
这样一来,我们对于自我身份、幸福以及如何过上美好生活的理解,就可能从一开始便出现偏差。我们开始贪婪地追逐金钱、权力和社会地位,把人生中最重要的精力都投入其中。这是人类的一场悲剧。
事实上,所有社会理念、社会理论以及社会的根本目标,都必须建立在人类普遍的本性之上。那么,人类本性中最基础的部分是什么?它来自自然,来自生物圈,来自地球母亲。
我们首先是生命体。因此,一个真正希望人们过上美好生活的社会,就必须让自身的发展方向有益于生命。与此同时,社会也应该促进人的智力发展。因为人类不仅是生命体,我们还需要依靠智力作出许多重要决定。
这意味着,我们的智力必须保持健康,能够真实、全面地认识现实,而不是只看到片面的、物质主义的现实图景。这样的认识应该从儿童时期就开始培养。
这就是我所说的生命中心型文明:社会努力改善人们的生命条件,同时鼓励每个人主动参与自身生活的建设。如果每个人都能够充分发展自己的天赋和能力,那么他们也会成为建设社会更加宝贵的力量。
观察者网:我想把您的这些观点与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联系起来,尤其是目前正在举行的COP31。几十年来,全球已经举行了多轮气候谈判,各国领导人也作出过很多承诺,但我们似乎始终在面对同样的问题。
从您的角度来看,为什么人类如此难以取得真正的进展?问题主要出在政治和金钱上,还是说,我们理解自然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方式,本身就存在更加深层的问题?
阿提拉·格朗皮埃尔:你可以看到,世界上有一个非常小的群体,掌握着全人类相当大一部分的物质财富。他们能够影响整个人类社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让人们相信,物质主义的思维方式才是正确的。
实际上,不可持续发展的根源并不在于人口规模,而在于消费规模。过去一百年里,消费增长的幅度远远超过了人口增长。
正是这种消费模式,让我们不断支撑着那一小部分人,使他们能够变得更加贪婪。人类中的99%,在物质主义思维的驱使下,实际上是在帮助那1%继续追逐更多财富。
这意味着,不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原因,是我们对生命以及什么才是美好生活的理解出现了偏差。消费超过一定水平之后,继续增加消费完全是不理性的。
我不需要很多辆汽车,也不需要很多钱。真正重要的问题是:我怎样才能过上最好的生活?如果一个人拥有很多钱,却不知道应该如何使用这些钱,那么他最终反而会迷失方向,也更容易受到操纵。
我认为,这正是贪婪、虚假需求、社会操纵以及冲突不断增加的根源。当今世界的冲突越来越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物质主义思维。
这种思维让人们认为,一个人的价值就是他的身体和物质占有。如果想要拥有更多、变得更强大,就必须从其他人那里获得,甚至夺取——这自然会导致冲突。
甚至我们的国家认同,也在物质主义思维的影响下受到操纵。现代国家认同的概念本身就是一个相对较新的事物,在我看来,它的基础存在根本性问题。国家认同应该放在生命的因果关系框架中重新理解,因为真正重要的是我们生活在怎样的生命关系之中。
今天,我们经常听到人们强调福祉和幸福,但这些概念往往被赋予了物质主义的含义。我认为,这种理解并不能真正带来幸福。
比如,如果我拥有一百万,这种财富带来的满足感很快就会失去。一个静止不变的状态并不能持续产生幸福。真正能够带来幸福的,是行动,是不断改善自己的生活,并且改善所有生命的持续过程。
这才是真正的幸福,才是美好生活。如果我们不重视这一点,最终过上的可能就不再是属于自己的生活,而是一种被他人操纵的生活。
观察者网:今天,人们谈论很多新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清洁能源和绿色创新。很多人相信,技术能够帮助我们解决气候危机。但您认为,仅仅依靠技术进步够吗?即使我们拥有更先进的机器和更清洁的能源,是不是也必须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
阿提拉·格朗皮埃尔:技术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强大的工具,但如果这些工具只是不断强化物质主义的一面,那么它们实际上只会让我们的集体生活变得越来越糟。
我们应该首先选择真正有益于社会、真正有益于人的目标,然后让这些目标推动技术进步。
技术发展不应该主要服务于军事或者其他领域,而应该更多地用于改善土壤、大气和水质,提升环境的美感,改善人们的身体健康,尤其是心理健康。
当今世界,尤其是西方社会,正在经历一场心理健康危机。如果我说我们正面临一场全球性的价值观危机和心理健康危机,我认为并没有偏离现实。抑郁、长期压力和焦虑,已经成为当今世界非常普遍的问题。

11月20日,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第三十一次缔约方会议(COP31)在土耳其安塔利亚落幕。路透社
如果我们希望重新恢复作为生命体的完整性,找回自己原本的身份,重新认识人类在古代智慧中曾经拥有的那种与自然相联系的状态,那么我们就能够重新获得精神力量和情感力量。
因此,我认为摆在我们面前最重要的任务,是让西方社会也意识到,我们迫切需要对旧有思维进行“去殖民化”。我们的全部思考都受到某种心理框架和概念框架的影响,而这些框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偏离了方向。
生命不是新陈代谢,也不只是身体的生理运转。生命取决于我们的决定,取决于我们如何在完整的现实中作出选择、采取行动。
我们价值观最根本的依据,应该来自自然,而不是社会。社会应该让自身适应自然。我们不能误以为社会就是一切。如果社会就是一切,那么作为人类,我们就什么都不是。
事实上,我们生活在自然之中,生活在生物圈之中。这才是我们最根本的现实,也是我们认识世界、确立价值观时应该遵循的基础。
我们不能仅仅把自己理解为社会性存在。如果真是这样,一个糟糕的社会就能够把我们塑造成糟糕的人。因此,我们最终仍然要对自己的品格和人生负责。
只有让我们的思维摆脱狭隘、片面和受到操纵的框架,我们才能真正发挥自身更强大的精神力量。
观察者网:如果人类希望进入您所说的“生命中心型文明”,除了您提到的对思维“去殖民化”以外,您认为目前最大的障碍还有什么?
阿提拉·格朗皮埃尔:我认为,最大的障碍之一就是习惯。
人的决定有相当大一部分取决于习惯。我认为,这个比例甚至可能达到95%。如果我们的习惯是从社会中继承下来的,或者是在没有经过批判性判断的情况下被灌输的,那么我们最终就会成为习惯的奴隶。
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习惯的力量,并按照自己原初的身份来塑造习惯。这里所说的原初身份,也可以理解为我们童年时期的自我。
我们需要成长为成年人,但成年应该是童年人格的一种有机延续。我们的性格当然会变得更加成熟,但不应该与童年的自己彻底割裂,不能忘记自己原本是什么样的人,然后完全被社会重新塑造。从自然的角度来看,我们从出生到死亡,始终具有某种身份上的连续性。我们有责任维护这种连续性,否则就会失去原本的自我。
我们还必须有意识地审视自己的世界观。世界观往往根深蒂固,我们需要不断追问:自己究竟是以怎样的方式看待这个世界的?这种看法正确吗?这些问题并不容易回答,但只有认真面对它们,我们才能成为真正成熟、完整的人。
观察者网:我知道您长期研究不同文化和哲学传统,尤其关注东方与西方的关系,也研究匈牙利自身的历史传统。您认为,在理解自然和生命的问题上,东西方文化是否存在不同?匈牙利自身的传统中,又有哪些东西值得现代世界重新认识?
阿提拉·格朗皮埃尔:我一直非常关注匈牙利的身份认同,以及匈牙利与西方、与东方之间的关系。
让我感到很有意思的是,大约1100年前,匈牙利人仍然拥有一种古老的宗教传统。历史地图集将其称为自然宗教,同时也存在萨满教传统。1100年对于一个拥有漫长历史的民族来说,并不是一个特别长的时期。
自然宗教对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非常重要,也提示我们,自然科学应该与自然保持和谐。自然科学不能只建立在物理学之上,还应该建立在真正以生命为中心的生物学基础之上。
我发现,西方文明、东方文明,以及世界各地的原住民文化,最初都与一种泛灵论式的自然信仰有着密切联系。在我看来,人类在过去约300万年的历史中,一直拥有以自然和生命为中心的泛灵论传统。
但大约三四千年前,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古希腊等地区,人类文明的基本价值发生了变化。理性和智力逐渐取代灵魂,成为最重要的东西。这种转变由古希腊哲学家进一步推动,而西方主流思想至今仍然沿着这条道路发展。
当然,西方文明内部也非常多元,仍然诞生了许多优秀的思想。但西方思想的主流发展方向,确实越来越受到物质主义的影响,并将智力视为人类最高的能力。
我对此有不同看法。我认为,人类最高的能力,是能够像一个真正的人一样去感受、去体会。如果一个人缺乏人性,那么他的智力越发达,反而可能变得越危险。
因此,我们整个价值体系都应该恢复健康,使之与自然和现实保持一致。而东方文化在更大程度上保留了古老的自然信仰传统,也保留了以生命为中心的思想。进入21世纪,这些古老的观念正在重新受到重视。原住民文化的价值也越来越受到认可。
例如,联合国支持成立的政府间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科学政策平台(IPBES),其研究成果已经获得150多个国家政府的认可。其中一个重要结论就是,原住民知识体系必须在可持续发展中发挥核心作用。
观察者网:我注意到,您也曾经专门写过关于中国生态文明的文章。您最初对中国提出的生态文明理念其实有些怀疑,但后来您的看法发生了变化。是什么促使您改变了想法?
阿提拉·格朗皮埃尔:当我认识到宇宙本身是有生命的,我们实际上生活在一个有生命的宇宙之中时,我开始形成一种新的理解:地球上的各个国家,应该像我身体里的细胞一样,为整体利益而合作。
从这个角度来看,不同国家之间不断发生的冲突是完全不自然的。宇宙最终会成为赢家。换句话说,各个国家都必须在自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像一个生命体中的细胞那样彼此合作。
于是,我开始寻找更加符合自然规律的社会形态。在这个过程中,我接触到了中国的生态文明理念。我当时认为,这可能是实现生态文明少数真正严肃的尝试之一。
但随后,我受到了西方主流思维方式的影响。有人告诉我,中国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因此不应该相信它的生态文明理念。由于我对匈牙利共产主义的负面经历印象太深,起初我也不相信中国的生态文明真的具有生态性。但因为这个问题实在太重要了,所以我还是决定继续了解。
最先改变我看法的,是我发现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首要目标就是尊重自然。接下来,我又发现了另一项非常重要的原则:中国生态文明强调尊重古老传统。

安吉竹海。央视新闻
过去12年来,我一直在观察和思考一个问题:中国是否真正理解生态文明的意义?它能否真正让这一理念造福人民、人类以及整个生命世界?而每当我有机会检验这一点时,得到的答案都是肯定的。
在我看来,中国的生态文明理念是“以人为本”,而它与我的理论之间,似乎只差一个重要的概念,那就是“以生命为中心”。中文里的“生态文明”也让我想到了这一点。“生态”两个字中,“生”可以理解为生命(Life),“态”则可以理解为态度(Attitude)。从这个角度来看,生态文明也可以理解为一种以生命为中心的文明。
中国保留了五千多年的古老传统,因此,它与一种更加自然、以生命为中心的文明理念有着更深的联系。
观察者网:最后,展望未来五年或者十年,您如何看待“生命中心型文明”的发展前景?
阿提拉·格朗皮埃尔:我认为,未来十年将变得非常重要。
我们也应该记得,大约50年前,梅多斯和罗马俱乐部就曾经警告,经济体系可能会崩溃。但50年过去了,经济并没有崩溃。这也许说明,要实现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全部改变,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
不过,在我看来,未来三十年,将成为人类历史上至关重要的时期。如果中国以及其他国家、民族和文化,能够更加重视自身真正的利益,努力寻找一种真正美好的未来和生活,减少不必要的冲突,在和平、稳定和富有成果的合作中共同发展,那么我们就有机会实现这种转变。
现在正是采取行动的时候。我认为,在联合国195个成员国中,已经有相当多的国家,可能达到150个左右,开始认同这样一种理念:我们必须让自己的思维“去殖民化”,不再成为片面、肤浅的物质主义增长观念的“俘虏”。
从长远来看,物质发展仍然是必要的,但它应该有一个限度。一个国家首先需要实现物质发展,消除贫困,让人民拥有生活所必需的基本物质条件。
但当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之后,真正重要的就应该转向情感、智力和精神层面的发展。因为当人们已经拥有了物质生活所必需的一切,接下来真正需要解决的,就是精神、情感和智力层面的需求。
我认为,从长远来看,这种转变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在未来30年内就有可能逐步发生。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当前的局势仍然非常危险,没有人能够保证人类一定可以延续下去。但如果每一个参与者都能够做好自己的工作,那么我们就有机会把人类从今天这种悲剧性的处境中拯救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