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粒种子背后的法治力量

一粒种子背后的法治力量

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法院西郊法庭(种子法庭)法官在国家玉米种子产业园走访。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石丹丹

在全国玉米制种行业,有这样一句话:全国每两粒玉米种子中,就有一粒来自张掖。

坐落于河西走廊中部的“金张掖”,凭借独特的自然条件和多年的产业基础,成为全国最大的杂交玉米种子生产基地之一。一粒粒玉米种子,从这里走向全国,播撒在广袤田野,也撑起了一个百亿级产业。

产业越大、链条越长,随之而来的利益关系和经营风险也越复杂。种子质量怎么认定、收购价格如何结算、发生减产谁来担责……这些矛盾一旦处理不当,轻则伤了农户和企业之间的合作,重则影响一季种子的生产和整个产业链的正常运转。

在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法院,西郊法庭创新打造全国首家专业化“种子法庭”,精准破解种业纠纷季节性强、专业性高、链条性长等治理痛点,为守护“农业芯片”筑起法治屏障。

“我们要做的,不只是审理涉种案件,更是把司法服务延伸到种子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让矛盾有人管、权益有人护、行业有规矩,让一粒种子从播种到收获,都有法治护航。”西郊法庭庭长彭勋如是说。

产业越兴旺,越需要法治护航

走进西郊法庭,“护航种业发展,守护农业芯片”的标语格外醒目。这座2003年设立的基层法庭,管辖着甘州区沙井镇、乌江镇、明永镇3个乡镇52个行政村及平原堡社区,辖区集聚着大量制种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种植农户。

彭勋介绍:“当地不少涉种业务往来重合作、轻合同,重口头、轻书面,对种植面积、收购价格、结算方式、质量标准等关键内容约定不够细致,纠纷也随之凸显。”

化解涉种纠纷,“种子法庭”自有“妙招”。

彭勋拿出一份边角卷曲、纸页泛黄的合同范本,页面上蓝、紫、红多色批注交错,每一处新增修订条款都标记清晰。“这是我们在办案实践中打磨完善的玉米种子生产示范合同,它的由来,源自一起标的千万元的制种纠纷。”

某制种企业与某经济合作社开展多年合作,由合作社组织农户流转土地、提供劳作,企业提供种子和技术指导,双方按照约定结算制种收益。合作规模不小,合同却写得简单,尤其是种植面积如何测量、种子价款如何结算,没有明确标准。

项目推进中,双方在种植面积核算上各执一词。企业主张,结算要按照实际有效种植面积计算,田埂、沟渠以及长势不达标的地块应当予以剔除;合作社和农户则坚持,应当按照前期流转签约的土地总面积核算收益。到收购结算阶段,企业提出分批付款,并依据种子成品质量扣减款项,合作社要求按流转面积和保底产值足额兑付。多方僵持不下,纠纷一拖就是数年。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西郊法庭结合当地制种行业交易惯例、双方前期履约记录和田间实际种植情况,依法认定有效种植面积及结算标准,厘清双方权利义务,结束了这场持续数年的纠纷。

案件虽办结,但法官意识到:面积测量、价款结算并非个别企业和合作社之间的矛盾,而是制种行业中普遍存在的短板。法庭随即联合当地种子管理部门、种业协会和多家龙头制种企业,组成专项工作专班,经过调研论证,推出玉米种子生产示范合同。

此后,法庭又根据案件审理中发现的新问题,不断修订完善合同,将技术操作流程、质量验收标准、种款兑付期限、违约责任等内容逐步细化。

如今,推广使用这份示范合同,已经成为法庭规范制种行业的重要抓手。“自2022年推出第一版玉米种子生产示范合同以来,法庭受理的种业纠纷案件已从最初的每年160多件下降到今年的40多件。”彭勋说。

让纠纷得到及时回应

示范合同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纠纷。但矛盾一旦发生,怎样在最短时间内查清事实、责任,考验着“种子法庭”的专业能力。

2025年4月15日,某种业公司与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签订了4360亩玉米制种合同。农户宋某因与村社存在土地租金纠纷,截留了16亩制种玉米鲜穗,拒绝交付。

矛盾看似是农户和村社之间的租金过节,却迅速传导至产业链上游,直接损害种业企业利益。宋某认为自己没有直接与种业公司签订合同,不应承担合同责任;村委会则认为,纠纷是农户引起的。玉米制种鲜穗采收窗口期很短,搁置时间久了,种子纯度、发芽率容易受到影响。企业的损失还会继续扩大。

西郊法庭(种子法庭)将庭审现场搬到田间地头。

法庭第一时间奔赴田间地头、晾晒场调查取证,联合村级调解组织开展前置调解,同步委托专业机构,对涉案种子开展多项质量指标检测。一边固定案件证据、厘清法律责任,一边想方设法降低各方经济损失。

最终,法庭仅用16天便审结案件,依法判令村委会赔偿企业经济损失6.176万元,认定农户宋某不承担合同责任,检测费用由双方合理分担。同时,明确不合格种子可以转作商品粮处置,尽可能降低损失。

类似的纠纷,还有另一种解法。

2023年1月,一家制种企业与两家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签订玉米种子预约生产合同,涉及制种面积4000余亩,结算金额700余万元。两家合作社按照约定完成种植、田间管护和种子交付,但种子全部回收入库后,双方却在实际种植面积和价款结算上产生分歧。

合作社认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的亩保产值标准全额结算;企业则认为,最终收成没有达到预期,应参照行业惯例扣减价款。

“如果进入诉讼程序,受影响的不仅是企业和合作社,还包括合作社背后众多农户的收益。”案件承办法官孙秀芳说,法官通过电话沟通、微信答疑、现场座谈等方式,向企业解释示范合同的相关条款,指出企业在合同签订、田间管理和种子收购环节存在的管理漏洞,同时从企业商业信誉、长期合作和行业口碑等方面开展释法说理。经过多轮沟通,企业态度发生转变,分批次足额付清700余万元制种款项。

一纸合同厘清权责、一次检测查明质量、一场调解促成履约。不同的案件解法不同,背后是同一个目标:让农户的辛劳有保障,让企业的合法经营有底气,让每一笔种业交易都经得起法律和市场的检验。

让司法服务走进产业链

“种子在哪里生产,矛盾就可能在哪里发生;合作在哪个环节出现风险,司法服务就要延伸到哪里。”彭勋说,西郊法庭探索建立起“三调一裁、三专一执、五项联动、六种常态”的“4456”工作机制,推动涉种纠纷从单一诉讼化解向全链条治理转变。

把解纷力量沉到一线——

法庭依托辖区53个调解组织、5个特色调解工作室,搭建全覆盖、多层次的涉种纠纷调解矩阵,推行“一村一法官”“一企一法官”结对服务,为重点制种村和企业配备联系法官,开展走访调研、法律咨询和风险预警。

在重点制种村、金张掖玉米种子交易中心等地设立巡回审判点,将司法服务送到制种田间、企业一线。简单纠纷,交由基层人民调解组织先行调解;涉及种子质量、种植技术、收购标准等专业问题,则联合行业协会、制种产业联盟开展行业调解;对于调解不成的案件,再由法庭通过速裁快审依法解决。

让专业的人解决专业的问题——

涉种案件有时涉及种子纯度、发芽率、产量核算和农业技术等专业知识,单靠法律条文和一般审判经验,很难准确判断全部事实。

为此,西郊法庭与河西学院、种子管理部门、制种龙头企业等建立合作,组建种业纠纷专家库,选聘种业咨询专家和专家型人民陪审员,为复杂涉种案件审理提供专业支持。同时,成立涉种案件专门合议庭,梳理种业法律法规、行业政策和典型案例,完善审判工作制度,推动同类案件裁判标准更加统一。

西郊法庭(种子法庭)庭长开展普法宣传。(文中图片均由西郊法庭提供)

让司法服务贯穿产业全周期——

从合同签订前的风险提示,到生产过程中的法律咨询,再到发生纠纷后的调解、审判和执行,法庭通过与党委政府、行政部门、行业组织、村级组织和涉种企业联动,及时发现行业风险,推动问题协同解决。

依托村级巡回审判点、法官工作站,法官常态化开展田间普法;在种业交易活动中,围绕合同签订、种子质量和纠纷维权进行专题讲解;走访企业时,则针对合同管理、履约流程和经营风险提出司法建议。

“这种把法律服务送到群众身边的方式,让司法不再只是纠纷发生后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成为种业日常经营中的风险屏障。”甘州区明永镇下崖村党支部书记吕玉林说。

2025年11月,西郊人民法庭获评全国首批“枫桥式人民法庭”,“种子法庭”工作经验入选全国第三批新时代人民法庭建设案例、中央依法治国办案例选编。

在彭勋看来,让种子有质量、让合作有规矩、让权益有保障,就是“种子法庭”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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