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共和党是如何兴起的

美国共和党是如何兴起的

记者 柳展雄

《美国文明的兴起》一书曾以包罗宏富,笔锋雄健而著称,这部著作大大拓宽了传统历史著作狭窄的视角,该书力图从经济视角入手,阐述美利坚的发展历程。同时把文化史看成整个社会生活的历史,试图呈现美国这个“成长中的有机体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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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文明的兴起》 [美] 查尔斯·比尔德 玛丽·比尔德 | 著 徐亚芬 于干 | 译 商务印书馆 2011年1月

作者查尔斯·比尔德提出了一套被外界称为“经济决定论”的观念,提倡探索历史发展的客观性、连续性、规律性,不赞同人们普遍怀有的“山巅之城”信仰,他提出美国宪法的制定不是由于抽象的自由民主的原则,而是受具体的利益驱动,是一场各种债券持有者维护自己财产利益的斗争。这一观点对于当时道德保守主义的学术界,震动巨大。

蓄奴州的乡绅价值观

内战前夜,资本主义经济处于上行期,南方庄园主对此态度颇为复杂,他们采取了两面派策略:一方面跟北方工商业集团做生意,互相合作,形成了紧密的利益绑定;另一方面他们又鼓吹乡绅生活方式,抨击资本主义与工业化社会的物欲横流,对新兴资产阶级充满敌视。

棉花经济的销售环节,深度依赖杨基佬(Yankee,最早是美国北方人的绰号,狭义上特指新英格兰地区,东北部靠近大西洋的6个州居民),北方代理商把棉花从星罗棋布、零零散散的乡村种植园,集中运到港口,再安排原棉在纺织厂的加工。代理商提供货栈,承担运输。这条上下游产业链绑定太深了,以至于南方邦联宣告成立,脱离联邦,双方经济脱钩后,北部倒闭了商号数千家。

奴隶主白人依赖杨基佬生意人,却又瞧不起对方,南方报纸最偏爱的一个话题是嘲讽新英格兰人的贪婪逐利性格。大种植园主自我标榜为绅士,杀敌时勇敢,对妇女有骑士风度、对同等人尊重、对下等人仁慈。他们住在宫殿式的豪宅里,经常举行盛大的社交活动,甚至还有中世纪风格的马上比武。

他们保留着强烈的尚武精神,每个蓄奴州都有自己的军校,南方青年是在马背上长大的。南方的白人上流社会盛行“做生意的人都是吝啬鬼,杨基佬都是吝啬鬼”“真正的绅士应该靠土地过活,日常打猎、社交跳舞”的价值观。

一些文人干脆炮制出“诺曼起源论”,相信自己血统高贵,上溯到征服者威廉,跟五月花号后裔不是一个族群。按照这个学说,南方白人的直系祖先是骑士党(Cavalier,即英国内战期间的保皇派),他们被克伦威尔赶出老家,迁徙到弗吉尼亚等殖民地。再往前可以追溯到十一世纪占领不列颠的诺曼贵族,而新英格兰人的父祖是被威廉一世征服的撒克逊人。一个“诺曼贵族-骑士党-南方庄园主”的谱系被塑造出来。

司各脱的小说又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他写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等颂扬中世纪社会的作品,在南部蓄奴州特别受欢迎。在南北战争前,很多种植园年轻人把自己打扮成小说里的骑士,政治家詹姆斯·哈蒙德动情声称:“奴隶制度实际上创造了一个贵族阶级,一个有才华、有道德、慷慨无私和勇敢的贵族阶级。”

按照“诺曼起源论”,美国北方社会热爱奋斗发财,正是因为他们祖上是下等人,没有优雅高贵的文化生活,精神世界贫瘠,心思都钻到钱眼里,肯塔基州的一个编辑评论说:“南部的诺曼底骑士们对于撒克逊后裔新英格兰人的庸俗与放肆无法忍受。”

蓄奴派报纸喉舌描绘的种植园里,主人辛辛苦苦地关照奴隶,奴隶心悦诚服地爱戴主人,一幅和谐的社会景象,同时抨击资本主义发达地区如何唯利是图、金钱至上。这股思潮再发展下去,衍生出奴隶制比自由雇佣制更“人道”的说法,认为杨基佬工人受剥削,纽约等一线大城市物价高,雇佣制里的底层草根跟棉花地的奴隶一样悲惨。

南卡罗来纳州文人威廉·格雷森写了一首长诗,题为《雇工与奴隶》:“工人衣衫褴褛,霉臭的杂草当床,街沟里捞点屠宰场下水聊充饥肠度日。”反观,南方黑奴不存在失业现象,有基础生活保障。这些奴隶制鼓吹手,表现出惊人的“制度自信”。

右派的三次组党

围绕着奴隶制的争论,共和党这股新兴力量诞生了。

从建国以来,北方大资产阶级前前后后推出过3个政治代理人,第一个为联邦党,其头面人物为汉密尔顿,国父华盛顿的亲密副手,首任财政部部长。他有强烈的亲英色彩,法国大革命期间,在汉密尔顿的大力推动下,联邦政府实行“一边倒”外交政策,与伦敦媾和,跟法国进入“准战争”状态。

当时,北美50%以上的进口商品是由英国船只承运,而进口商品又有90%是英国生产的。很多爱国者觉得,美国经济还是不列颠的附庸国,独立战争岂不是白打了?而在右派精英的规划下,北美的定位就是伦敦的商业合作伙伴兼新教小兄弟,拱卫大英帝国。

这种外交态度最后埋葬了联邦党。第二次英美战争开打后,东北部工商业集团跟大英帝国的商贸断绝。1830年代辉格党填补政治真空,举起产业政策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旗帜,跟民主党分庭抗礼。在两党格局里,辉格党代表高净值人群的利益,民主党在经济发展中强调“分蛋糕”,宣称为广大工农谋福利,同时又附和底层白人的种族主义思潮。

《美国民主党史》有一段精彩的点评:两党高层的成分很相似,在高级公职人员和国会议员里,职位越高,民主党人在财富方面越接近辉格党人,不过在地方一级,民主党明显草根色彩浓厚起来。在许多州,辉格党从当地社会名流中提拔出地方领导人,民主党的地方领导人则有职业政客化趋势,依靠微薄的工资过活。在宗教种族背景上,民主党基层干部往往出身于弱势群体,要么是新来的外族移民,要么是从属于地位较低教派的WASP(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

辉格党的施政带有强烈的渐进改革色彩,活动在上流社会的慈善晚宴和演讲会举行,从呼吁国际裁军到抵制小酒馆,从推广义务教育到取消鞭刑,从争取妇女权益再到停止虐待精神病院的病人,推行各种各样的善政。

学者詹姆斯·麦克弗森曾统计过,7个州(新罕布什尔、新泽西、宾夕法尼亚、俄亥俄、弗吉尼亚、亚拉巴马和密苏里)的议会,禁酒、监狱改革以及向公立学校增加拨款等提案的表决数据,辉格党形成以来,近20年保持良好的记录。

但是,普通草根对这种“悬浮”“矫揉造作”的改良提不起劲。他们更青睐带有民粹色彩、直截了当抨击财阀和大企业的民主党。

更具迷惑性的是,坦慕尼厅(Tammany Society,民主党在纽约的办公总部,有些语境下也指代民主党内东北部地区的派系势力)把劳工权益和白人优越论的种族主义缝合起来。他们猛烈抨击资本家为富不仁,再制造恐慌,声称假如奴隶解放,便会有大批黑人涌进纽约、费城、波士顿等工业城市,到时天下大乱。民主党以此来反击废奴主义,同时笼络南部的富裕庄园主和自由州的劳工无产阶级两个群体。

南北战争爆发后,这个手腕延续下去,一家亲南方报纸发出了仇视黑人的声音:“工人们!当心啊!组织起来,反对这个将使你们遭到穷困和毁灭的危险因素吧。”

林肯等新生代政要正面迎击,批判奴隶制和南方的乡绅价值观,辅之以《宅地法》等配套实惠政策,力图争取北方的蓝领阶层。他们强调美国是个阶层流动性很大的国家,劳动者只要勤快就能翻身逆袭,无论穷人还是富人,杨基佬都遵从自律、节制享乐和努力奋斗等新教伦理。

很多废奴主义者抨击奴隶制的理由,恰恰是奴役体系败坏了劳动道德观,由于体力劳动都与黑奴相联系,劳动就被认为是低贱的,而不是光荣的,连带白人的劳动也得不到尊重。自由州的媒体表示,以增加工资和提高社会地位作为刺激办法,远远比鞭子更能调动一个人的工作积极性。

大批年轻白人用脚投票,从蓄奴州移居到自由州寻找机会。这个方向的迁徙潮人数,是从北往南迁徙方向的人数的两倍。

那些给奴隶制辩护,宣扬种植园主乡绅生活优越性的杂志,也要在北方出版。棉花利益集团的一个舆论阵地是《德鲍评论》,出版商詹姆斯·德鲍的老家新奥尔良连印刷设备都没有,不得不送到纽约去印刷。在发行期间,《德鲍评论》的广告收入,四分之三来自北方自由州的企业。

奴役黑人跟人人平等的自由思想抵触,很自然地推导出白种人内部也可以存在不平等,南卡罗来纳法官威廉·哈珀等理论家宣称,人“生来就是臣服的”,正是在“自然和上帝的秩序之中,那些拥有高级能力和知识、拥有较高权力的人应该控制和处置那些低人一等的人”。这大大违背了北方蓝领的平等价值观。

而南部精英阶层自称继承了诺曼骑士、英国保皇党,透露高人一等的气息,更是无法吸引五月花号后代(新英格兰各州为清教徒的大本营)的好感。

在跟蓄奴集团的论战斗争中,一个名为共和党的地方性小党崛起。它由林肯、威廉·西沃德(南北战争期间的国务卿)等前辉格党人为核心,又吸收了部分北方民主党人,这些人觉得党高层过于偏袒棉花产业经济,便改旗易帜。

共和党在北方的胜利

作为创立仅有三四年的新兴政党,共和党的前进道路并非一帆风顺。1856年大选,共和党拿到134万多张普选票,114票选举人票,大幅度落后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布坎南拿到183万多张普选票,多出了近50万张票的优势。

1860年大选,共和党的竞选总部集中力量,主攻伊利诺伊等摇摆州,并且借对手民主党的分裂(由于奴隶制议题的撕裂,分化出两个总统候选人,道格拉斯和布雷肯里奇),“险中带稳”地拿下白宫,林肯以不到半数的全国普选票赢得全局。

内战既是危险也是机遇,凭借捍卫联邦统一的不世之功,林肯的党彻底稳住了大后方。

在艰难的烽火岁月里,执政党数次遇到挫败。1864年总统大选前夜,北部厌战情绪达到顶点,老百姓对战事感到疲倦,幸而前线的军事胜利,为一个月后的选举打了一针强心剂。谢尔曼在佐治亚州战场和谢里登在谢南多厄河谷战场,两个战场都赢了。林肯涉险过关,赢了连任。

在阿波马托克斯(罗伯特·李在此处承认战败,标志南北战争结束)尘埃落定之后,毋庸置疑的胜利功绩转化为巨大的政治红利,共和党从中获益。

民主党因为亲南方同盟的叛国污点,被彻底打入另册。“血衣演讲”是右派政要动员群众的最有效方式,讲话人通常有北军服役经历或是坚定的主战派,他们一边拿着自己以前上战场带血的军服衬衫挥舞,一边畅谈时政,痛批敌党。

印第安纳州州长奥利弗·莫顿在1866年的一次讲话中说,“每一个不改悔的叛乱者都是民主党人。每一个兵油子、每一个逃兵、每一个逃避征兵的胆小鬼都是民主党人……。每一个在这场战争中为叛乱卖过力的人、每一个用虐待和饥饿杀害联邦战俘的人、每一个图谋在忠于联邦的州里挑起内战的人都是民主党人。”从格兰特将军到十九世纪尾声,共和党历次提名的总统候选人,除一人外,其余都有在北军当过军官的履历。

通过大笔抚恤金,共和党跟杨基佬草根完成利益绑定。南北战争是总体战,适合上战场的男丁基本都遭到动员了,退伍军人救济金相当于变相的全民福利体系,历届共和党以此笼络杨基佬下层群体。

由于体系执行不完善,很多伤残人士并非在内战期间受伤,通过蒙骗或者走后门,也获得这个专项补助金,吃上这口财政饭。民主党的克利夫兰在第一个总统任期里,否决了一项抚恤金加码法案,他表态:“国家拨作补助的钱应该用于补偿那些在保卫联邦和为国家服务中确实遭受损失而生活不能自立的人,他们有权得到政府的救济。”

这个举措引发剧烈反弹,坐实了杨基佬对“叛乱党”的偏见,一位牧师把民主党概括为“朗姆酒党、天主教党和叛乱党”。“共和国大军”的票仓机器开动,在下一次大选把克利夫兰拉下马。这是北军退伍老兵组织,属于最大的院外压力集团之一,每一张老兵选票背后是一个家庭、一个社区网络,因而“共和国大军”的政治能量极大,1890年前后拥有约40万会员,全面覆盖北方城镇。

血衣演讲再加上抚恤金的真金白银,共和党的地域主义动员所向无敌,在十九世纪中后期的绝大部分选举里,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和明尼苏达州3个北方州是共和党的铁杆票仓。

牢牢控制政权后,“老大党”的经济主张又得以推行。内战结束后的1867年,国务卿西沃德迫不及待实行海洋商贸扩张,从俄国手中买下阿拉斯加。在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购买阿拉斯加亏大了,让俄国占了便宜。美国内陆种地的小农和棉花种植园主缺乏国际视野,对海外扩张缺乏兴趣。很多年后,大家才发现,这笔生意美方捡到大便宜。

镀金时代与炮舰外交相伴随,这背后都是北部工商业集团的利益需求。他们着眼于全球战略布局,为商业利益护航。内政上,产业政策的3驾马车畅通无阻,铁路、运河大基建项目的政治障碍不复存在,按照开国以来的习惯,各州独立性很强,财政经济由自己管,铁路的修建和运营往往是跨州商务,牵扯到一系列麻烦,而南北战争彻底粉碎了州权至上主义。林肯政府推动太平洋铁路建设,并且划拨了大批廉价土地,加上拨给其他铁路公司的建设用地,总数达1.2亿英亩。

在内战前夜的1860年,北方社会就有着强大的经济潜力,自由州的铁路比南部长得多,南方同盟11个州仅占全国铁路总英里数的不到30%;造纸机、收割机等技术发明人大多是杨基佬;自由州的蓝领工人素质也更高,普遍受义务教育,总体识字人数比率为89%,杨基佬的人均新闻报刊发行量是美利坚南部的两倍。

十九世纪下半叶,联邦政府积极跟大银行家合作,实行保护性关税,北方工业化更是进入快车道,进入“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镀金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