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廿暨南:声教四海,万里归帆

百廿暨南:声教四海,万里归帆

新华社北京11月16日电 11月16日,《新华每日电讯》发表题为《百廿暨南:声教四海,万里归帆》的报道。

一百二十年前,一句取自《尚书·禹贡》的古语——“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为一所新生的学堂定名“暨南”。在声教四海的愿景里,写下为侨兴学、深耕教化的初心。百廿年间,暨南大学三落三起、五度播迁,历战火而弦歌不辍,阅沧桑而本色长存。

今日之暨南,五校区扎根广州、深圳、珠海三地,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厚积成势。“双一流”建设扎实推进,华文教育向内深耕,侨校特色人才培养模式持续创新。这所“华侨最高学府”正朝着建成特色鲜明、国内一流、世界知名的高水平大学目标不断迈进。

“坚持自己的办学特色,把学校办得更好,为海外侨胞回祖国学习、传承中华文化创造更好条件。”这是暨大百廿历程中,未曾放下的特殊使命,也是新时代暨南人接续奋斗的方向所在。

这是11月11日在暨南大学广州石牌校区拍摄的校门、教学楼。新华社记者邓华 摄

为侨兴学

“侨”的底色,自诞生之日便镌刻在暨南的血脉里。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传统的海禁政策已经无法维持下去。海外华侨数量增加,新式华侨学堂不断涌现。“无论是在繁华的都市,还是在偏僻的乡村,只要有华侨居住,就可以听到华侨莘莘学子琅琅的读书声。”

1905年,清政府派端方等五大臣分赴东西洋考察宪政。途经南洋,华侨商人和华侨学校师生列队相迎。端方感受到海外华侨的爱国情深,也认识到开展华侨教育之不可缓。

清政府为推进华侨教育,不断派员到南洋考察。1906年,南洋查学委员钱恂等人在爪哇查学时发现侨校教学质量不佳,便鼓励侨生回国就学。钱恂致电端方,恳请其在南京主持办学。

两江总督端方赞同其议,奏请朝廷:“爪岛侨民流寓远方,不忘归国,派生内渡,就学金陵,洵属爱国情殷,极堪嘉许,自当官备食宿,妥为照料……嗣后南洋各岛及檀香山、旧金山等地侨民,如有愿送子弟来宁就学者,并当一律收取,以宏教泽而系侨情。”

“宏教泽而系侨情”,这七个字道出了深意——既要广施教育,让海外华侨子弟有机会归国求学,也要维系侨情,让远隔重洋的游子与故土之间,始终有文化相承、情感相系的纽带。

来自南洋的21名华侨学子就这样扬帆渡海,踏上归国求学的路。

1907年3月,南京薛家巷,暨南学堂正式开学,成为中国第一所由政府专门创办的华侨学府。

早期的暨南学子年龄一般在十三四岁,远离父母,远涉重洋。学校充分考虑侨生的特点,在学习上因材施教、在生活中关怀备至、在德育教育方面实行严格管理。

学堂教师大多为饱学之士,体现出对华侨子弟教育的重视。学校推行“家庭学校制”,既免除学费食宿费,还提供制服与医疗帮助,所有设备均仿照家庭的布置,师生关系也像家人一样亲切。“侨生之来学者,如至家室,而吾亦以家人待之。”第一任堂长郑洪年如是说。

如何让这些侨生了解祖国、接续文脉,也是办学的重要考量。端方强调用中华传统文化对侨生进行修身养性方面的教育,学堂开设修身、经学、历史等课程。暨南大学党委副书记夏泉在《端方与暨南学堂》一文中写道:“使其不仅学到文化知识,而且具有优良的道德品质,成为有抱负、有责任心,严于律己,精业、敬业、爱国、爱校的有用人才。”

暨南学堂开办后,“爪哇一埠风声传播,不独业经来校各家属欢欣鼓舞,凡附近各埠亦闻风而起,均愿选取练习中语合格之学生送宁就学”。

据《暨南大学史(1906-2016)》记载,学校人数逐年增加,侨生数量由1907年开办时的21人,发展到1909年6月时,已增加到167人。辛亥革命爆发前,在校学生共有240多人。

学子络绎赴学,足见赤子丹心。暨南大学校史专家马兴中曾评价,当时的暨南学堂通过培养学生,帮助华侨继承发扬祖国的文化传统,并通过他们把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这对于密切广大海外华侨与祖国的联系,发扬华侨爱国爱乡的传统,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烽火传薪

暨南大学的校史,是一部与民族命运共浮沉的历史。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南京城陷入动荡。学校紧急安排学生赴上海避难,学堂由此停办。

时人称,“自丁未南京有暨南之设,侨情始与内地相洽,迄今五年,而荷政府之对待我侨民者与昔遂异:昔之不准立小学者今亦听我立小学矣;昔之不准设中学者,今且听我立中学矣”。

一所学堂,曾为海外华侨争来办学的尊严。停办后,教育界人士和海外华侨对复校的呈请呼吁不断。

1918年,在黄炎培等人的奔走筹划下,学校在南京原址复学并更名为“国立暨南学校”,并打破只招侨生的旧规,兼收内地学生,使其同窗共读、并肩成长。

学校从《论语·卫灵公》中选取“忠信笃敬”四字作为校训。这四个字,既是对学子的立身之训,也成为暨南人在时代风雨中坚守的精神坐标。

1923年,为满足学生日增的需要,学校迁至上海真如。1927年,升格为国立暨南大学。学校名师荟萃、学科渐丰、办学声誉日隆。据《暨南大学史(1906-2016)》记载,侨生一度占全校学生总数的四分之三,成为名副其实的华侨最高学府。

1935年,何炳松出任校长,对学校的特殊使命作出进一步阐释:“要造成复兴民族之斗士,不要造成争权夺利的政客。况且暨南比其他大学另有特殊之使命,将来本校毕业同学,必须能向海外发展,能在外界立足。”

这份担当,在民族危亡的烽火里经受淬炼。

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真如校舍几被夷为平地。学校迁入上海公共租界,在日军环伺的“孤岛”中苦撑四年,为国家守住华侨教育的火种。

课堂之外,何炳松、郑振铎等人成立“文献保存同志会”,两年间为国家抢救珍本图籍数以万计;同学们组成“学生救亡团”,从上海到江西沿途进行宣讲,把抗日的火种撒向民间。

1941年,日军侵占上海租界,何炳松校长含泪宣布“见日军即停课关校”,文学院院长郑振铎先生坚守讲台,讲授悲壮的“最后一课”,直至日军车辆驶过校门才合书下课。这彰显民族气节的动人一课,在暨南校史中留下分量千钧的一笔。

山河破碎,校舍屡迁,但讲席未冷、书声未歇。

此后,学校迁往福建建阳,在文庙、茅草屋等简陋场所继续办学。在风雨如晦的日子里,“抗日救国”的口号在山野间回响,知识和信念的火光在暗夜中熊熊燃烧。

抗战胜利后,暨南大学于1946年迁回上海。1949年,学校并入复旦大学、交通大学等高校,办学历史再次中断。

1958年,为适应侨生回国升学的需要,暨南大学在广州石牌重建。师生们在一片荒地上重新安家,挖明湖、建校舍。中断多年的办学事业,在一锹一土、一砖一瓦间重新起步。

此后,学校历经波折再度停办,于1978年恢复办学。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暨南大学步入高等教育发展的快车道,先后入选“211工程”、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

钟山起凤,黄浦翱翔,武夷播迁,珠水复兴。暨大的每一次重启,都回应着海外侨胞送子弟归国求学、接续文化根脉的期盼,承载着国家兴办侨校、凝聚侨心、联通四海的愿望。

“它不仅仅是一所大学,更是一座跨越地理边界的文化桥梁,一个凝聚全球华人情感的精神家园。”暨南大学原党委书记蒋述卓教授这样评价道。

弦歌不辍

“扬子滔滔连珠江,暨南教泽播八方。百年沧桑千里路,一朝涅槃出凤凰。”

校歌所唱,正是暨南大学的办学初心与时代气象。

漫步在暨大石牌校区,一面“万国墙”格外引人注目。墙上镌刻着1978年学校复办以来,历届学生的来源国家和地区。一个个地名,是一所百年侨校与世界相连的生动见证。

“有海水的地方,就有暨南人。”建校以来,学校已为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培养了60余万人。如今,暨南大学在校全日制学生中,港澳台侨及国际学生达1.7万余人,约占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

暨南大学校长邢锋说,学校立足侨校定位,构建“分类培养、分流教学、同向融合”的育人模式,不断健全侨校特色育人体系,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和国情教育为切入点,致力增强学生的文化自觉、民族自信。

2016年创办的中华文化大讲堂,正是这套育人理念鲜活的载体。它不局限于专题讲座,而是打造集研习课程、实践考察、互动体验、节目展演、志愿服务、创新创业等于一体的文化研习传播平台,开设礼乐诗书、君子雅事、岭南非遗等20余个文化门类的课程。共举办600余场线上线下体验研习活动,吸引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8万余人次参与。

文化的浸润,往往悄然发生,却会在一个人的成长与选择中留下深刻印记。2023级本科生、罗马尼亚华侨学生徐彬晟在目睹中医药在当地广受认可后,萌生传承中医药文化的想法,入读暨南大学中医学院潜心研学。“父母送我回来,不是要我成为谁,而是让我记住自己是谁。学过的语言和文化,现在都成了我最宝贵的财富。”

暨南大学汉语国际教育、华文教育和汉语言文学三个本科专业全部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牵头成立全球华校联盟,吸引64个国家和地区638家华校、107家华教组织加入,搭建起海内外华文教育交流合作的最大平台;编写的《中文》系列教材全球发行量超6000万册,形成小学至高中完整体系,为全世界绝大多数华文学校采用。

坚守侨校特色的同时,暨南大学坚持高质量内涵式发展。药学学科入选国家两轮“双一流”建设学科,6个学科跻身ESI全球排名前1‰。生物活性分子与成药性优化全国重点实验室建成,实现学校全国重点实验室零的突破。2016年以来,数百项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服务大湾区科创建设,转化收益与技术转移合同额超20亿元。人才队伍建设成果丰硕,现有两院院士5人,有国家级领军人才74人次,国家级青年人才97人次。

百廿风雨,薪火恒续;五洲弦歌,使命如磐。

暨南大学党委书记孙彧表示,学校走过一百二十年峥嵘岁月,始终因侨而生、为侨服务、因侨而兴。学校将继续擦亮侨校底色,深耕特色育人,在服务国家战略、联结海内外同胞、赓续中华文脉的道路上笃行不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