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美元首深圳会晤,APEC“减压阀”作用凸显
在大国竞争持续加剧、国际局势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下,亚太地区正面临一道现实考题:如何避免中美战略分歧进一步外溢,冲击区域贸易、投资和产业链合作?
11月18日至19日,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峰会期间,中美元首预计将举行今年第三次面对面会晤。与此同时,据中国外交部消息,中俄美三国元首将于11月19日举行会晤。

11月15日,深圳华强北步行街,市民在APEC标识前打卡。(摄影:漆菲)
元首外交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沟通契机,但并不意味着两国分歧已经消弭。双方达成的贸易休战安排预计于2027年1月到期,围绕农产品采购、稀土和关键矿产供应,以及美方贸易限制措施,双方仍需继续磋商。美国中期选举后,民主党赢得国会两院控制权,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也将面对新的变量。经贸休战能否延续,科技与供应链竞争将如何演变,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如此背景下,APEC的意义不仅在于推动区域经贸合作,也在于为不同立场的经济体提供持续沟通的平台。中美能否借助这一多边机制管控分歧、稳定预期,避免大国竞争进一步传导至亚太经济领域,成为本届峰会的重要看点。
针对以上种种,记者专访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翟崑。在他看来,当前中美经贸互动“有点像象棋中的‘兑子争先(指通过兑换子力来争取先手或优势的战术)’”,双方都在围绕各自关切寻求相互回应,争取更有利的谈判条件。谈到APEC的作用时,他认为,“大国竞争越激烈,能够容纳分歧、维持接触的平台就越有价值”。
中选如何影响美国对华政策?
记者:美国中期选举刚刚落下帷幕,民主党赢得国会参众两院控制权。国会权力结构的变化,是否会推动特朗普政府调整对华政策?
翟崑:中期选举改变了美国政策形成的国内条件,但不能直接推导出对华政策会转向缓和。民主党赢得国会两院多数,新一届国会就任后,将加强立法、预算和监督作用。不过,总统仍掌握相当多的行政政策工具。府会之间的制衡会增加,对华政策也可能出现更多争论和反复。
未来,中方需要重点观察美国是否会进行选择性调整。美国可能调整成本较高、经济效果不佳的措施,但在关键技术和战略产业领域继续维持限制。关税、技术和供应链政策的目标、工具与利益主体各不相同,变化不会同步发生。

中期选举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参加了密集的竞选造势活动。(图源:《纽约时报》)
记者:从关税加码、科技限制到供应链“去风险”,特朗普第二任期延续了第一任期的对华竞争框架,但在政策工具和优先方向上有所调整。中期选举之后,可能给上述政策带来哪些影响?
翟崑:关税方面,物价和企业成本将成为美国重要的国内政治压力。民主党可以通过听证、调查和立法提案,审视加征关税的经济效果与行政权限。部分商品的豁免范围和执行安排可能出现调整,但全面取消对华关税依然面临较大阻力。国会多数席位不等于就能直接改变现行关税,重大法律调整还需要克服府会分歧。
技术限制方面,政策延续性会更强。美国两党对关键技术竞争存在较多共同关切,先进计算、半导体等领域的出口管制不大可能因国会易手而放松。争论可能更多集中于限制范围、许可证管理和执行效果:哪些技术关系国家安全,哪些限制会损害美国企业利益,以及如何防止第三方转移。国会监督加强,也可能增加行政部门放宽个别限制的政治成本。
供应链方面,美国推动本土生产和供应来源多元化的方向可能延续,但实施节奏仍受商业现实制约。替代产能、生产成本、关键投入品供应和企业投资意愿,都会影响政策效果。不同产业可能呈现不同走势:关键环节继续强化安全要求,一般商业领域保留较大合作空间。企业也可能同时增加备用供应商、维持现有中国业务,形成更加复杂的跨境布局。
记者:美国国内政治变化带来的对华政策不确定性,不仅影响中美关系,也可能传导至亚太地区的贸易、投资和产业链布局。这种不确定性会给区域经济带来哪些实际成本?中国又应当如何应对?
翟崑:当前亚太合作面临的一个突出挑战,是各方对相互依赖的理解发生了变化。过去,跨境分工主要被视为提高效率、扩大共同利益的机会;现在,越来越多的经济联系被放到安全和竞争的框架下审视。
当企业无法确定今天正常的采购、投资和技术合作,明天是否会受到新的限制,就会缩短投资周期、增加备用安排,甚至放弃原本具有经济价值的项目。政治上的不信任,最终会转化为整个区域共同承担的经济成本。
中国需要准确识别美国不同政策之间的差异,保持多层次沟通,推动双方落实已经达成的经贸安排,增强自身产业和市场韧性。假如中美元首在深圳APEC峰会期间举行会晤,重要任务是稳定合作预期,减少美国国内政治变化对区域经济的冲击。中美能否让正常贸易保持连续、让政策执行更加透明,将直接影响整个亚太地区的投资与经营判断。

此次中期选举,美国民主党赢得国会两院控制权。(图源:法新社)
中美经贸“兑子争先”,休战后如何稳定?
记者:当前中美经贸关系出现阶段性缓和,贸易休战安排预计将于2027年1月到期。双方在农产品采购、稀土和关键矿产供应,以及美方贸易限制措施等方面仍有交涉。当前中美经贸互动处于怎样的状态?
翟崑:当前中美经贸互动,有点像象棋中的“兑子争先”。双方围绕各自关切寻求相互回应,通过具体议题上的调整,争取更有利的谈判条件。农产品采购、关键矿产供应和贸易限制措施性质不同,却共同进入了双方磋商议程。
下一步值得争取的,是把这种相互回应转化为能够持续执行的安排,减少政策反复和相互加码给双方企业带来的成本。
记者:深圳APEC峰会期间,中美元首预计将再次实现会晤,双方最有可能在哪些经贸议题上取得进展?
翟崑:围绕深圳APEC峰会期间可能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我更看好三个方面的进展。
一是农业贸易。双方可能围绕既有采购承诺、检验检疫、市场准入和交付安排,形成更明确的执行方案。农业合作具有较强互补性,但具体成果仍需符合市场需求和商业条件,避免采购承诺与实际履约脱节。
二是稀土和关键矿产供应。双方可以围绕合法合规贸易、出口许可办理及民用供应需求加强专业沟通,提高程序透明度和供货可预期性。各方安全关切仍然存在,明确产品范围、最终用途和申请条件,比笼统承诺更有助于解决企业面对的实际问题。
三是部分贸易限制措施及休战延期安排。双方可以逐项讨论关税豁免、有关非关税措施的适用范围和执行期限,寻找相互回应关切的空间。不同措施各有法律依据,需要分别确认;延长休战也应配套清晰的政策说明,让企业准确理解哪些条件发生变化、哪些安排继续有效。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长滩港,集装箱堆场与港口吊机。(图源:英国广播公司)
记者:如果中美能够在具体经贸议题上取得进展,下一步如何将阶段性缓和转化为更加稳定的经贸关系?
翟崑:中美有可能在此基础上建立更加稳定、可预期的经贸沟通机制。关键是用好现有磋商渠道,把高层共识落实为持续的部门工作。
中美经贸关系仍将伴随竞争和分歧。稳定机制的价值,在于双方出现问题时能够及时沟通、核实情况、寻找解决方案,避免个别争议引发更大范围的政策升级。如果深圳会晤能够同时推动具体承诺落实、明确下一阶段工作安排,就有助于提高贸易休战的稳定性,为双方企业和亚太生产网络提供更可靠的预期。
中俄美元首会晤的战略意义
记者:中国外交部已经确认,中美俄元首将在此次峰会期间举行会晤。你如何看待三方会晤的意义?
翟崑:中俄美三国元首若能实现会晤,将体现APEC作为大国之间“减压阀”和“缓冲垫”的价值。三个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大国,在分歧较深的情况下直接沟通,有助于澄清意图、了解彼此关切、降低误判。
其主要战略意义在于,表明各方仍愿意通过对话管控分歧,为竞争明确边界,为合作保留空间。三方可以探索风险隔离,防止局部冲突引发更广泛的对抗,减少大国分歧向贸易、能源和供应链等领域扩散。
记者:中俄美三方在重大国际安全议题上存在分歧。此次三方会晤可能在哪些领域取得进展?
翟崑:目前,会晤形式和议题尚未确定,对具体成果应保持审慎判断。战略稳定领域,降低核风险、防止战略误判和改善危机沟通具有一定的共同利益基础。各方可以讨论联络渠道、风险管控措施和后续磋商安排。具体军控涉及力量规模、战略环境、核查方式和责任分配,三国条件差异较大,需要专业、持续的谈判。元首会晤若能明确工作方向,推动有关部门保持接触,就是有价值的进展。
重大国际安全议题涉及复杂利益,三方立场存在明显差异。如果相关议题进入讨论,各方可以围绕降低冲突升级风险、支持人道主义事务、为后续谈判创造条件寻找共同点。解决地区冲突需要有关当事方参与,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兼顾合理安全关切。三方互动应为必要的谈判进程提供支持,通过具体行动积累解决问题的条件。
记者:中俄美大国互动不仅关系到三国自身,也会影响整个亚太地区的安全和发展预期。东盟等亚太经济体如何看待这类大国互动?
翟崑:亚太经济体会重点观察大国沟通能否带来更稳定的环境,能否尊重其他经济体的利益和发展选择。东盟等经济体希望减少选边压力,保持市场、技术和投资联系,也会关注大国是否绕过有关当事方决定地区事务。因此,中俄美三方应保持必要透明度,尊重地区合作机制和各方自主选择。
如果这场互动能够降低紧张、延续沟通、推动具体合作,就会向亚太释放积极信号:大国竞争仍有管控空间,各方仍能通过和平磋商寻找解决问题的路径。会晤后的持续行动,将决定这一信号能否转化为地区对大国关系的稳定预期。

11月15日,深圳APEC峰会主会场深圳国际交流中心附近,游人如织。(摄影:漆菲)
助力全球南方,推动“发展共创”
记者:当前,大国竞争给亚太区域合作带来新的不确定性。APEC应坚持怎样的合作方向,避免区域经济合作受影响?
翟崑:深圳APEC应坚持开放的区域合作方向,扩大市场、深化分工,减少排他性安排造成的规则分割和选边压力,为中小经济体保留获取市场、技术、资本和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空间。
稳定合作预期,需要各方持续沟通、提高政策透明度,防止大国分歧蔓延至更多经济领域;增强合作动力,需要围绕企业需求推进贸易便利化、标准衔接和数字技术应用,降低跨境经营成本;扩大合作收益,则需要同步推进规则协调与能力建设,帮助不同发展水平的经济体利用开放带来的机会。
中国提出的“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回应了这些需求:以开放拓展发展空间,以创新培育增长动力,以合作增强各方参与能力。
记者:在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的背景下,APEC如何为不同立场、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保留合作空间?
翟崑:APEC的实际作用,首先体现在分歧加深时,仍能为各方保留合作空间。“APEC方式”承认多样性,强调灵活性和渐进性,允许不同制度、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围绕共同利益开展合作。大国竞争越激烈,能够容纳分歧、维持接触的平台就越有价值。
APEC坚持开放的区域主义,为参与不同经贸安排、持有不同政策立场的经济体提供交流渠道。它无法通过一次会议解决深层战略矛盾,也不能替代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贸易协定,但可以推动各方解释政策、比较规则、寻找利益交集。一些暂不具备谈判条件的议题,可以先从技术交流、能力建设和自愿合作做起,为后续制度协调积累经验。保留对话渠道、积累合作条件,本身就是APEC在困难时期的重要贡献。
记者:如何将APEC平台上的沟通和协商转化为长期、可持续的区域合作?
翟崑:想要把这些条件转化为实际成果,关键在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共识—行动—评估”机制。领导人明确合作方向,部长级会议和专业工作机制细化任务,各经济体通过国内政策和部门协作落实,工商界持续反馈实施效果。
深圳APEC可以围绕重点合作形成清晰的后续安排,明确牵头方、参与方、阶段目标和评估方式,并与后续东道主保持工作衔接。具备条件的经济体可以在协商基础上开展开放、透明的自愿试点,通过能力建设帮助更多成员参与。APEC工商咨询理事会等渠道也应加强跟踪,把企业在通关、认证、物流和合规方面遇到的具体困难持续带入政策讨论。

美国关税政策的摇摆,曾让不少东南亚的中资工厂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图源:《纽约时报》)
记者:面对亚太地区发展水平和技术能力的差异,中国如何助力全球南方和东盟经济体更多参与区域合作?
翟崑:让全球南方更多参与亚太合作,关键是推动“发展共创”,使发展中经济体不仅成为合作成果的受益者,也能参与议题提出、项目设计和规则完善,在合作中逐步积累自主发展能力。中国始终重视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从发展、安全、文明、治理四个维度,为各方平等参与、共享机遇、共同发展提供了理念指引。
落实到区域合作,“一带一路”与APEC可以发挥各自优势,形成互补。基础设施合作改善交通、能源和通信条件,APEC则可以通过政策交流、贸易便利化和能力建设,提高基础设施的使用效益。例如,交通通道建成后,还需要衔接口岸程序、物流信息和沿线产业,帮助当地企业进入区域市场。项目规划之初就应吸收当地政府、企业和社区的意见,让伙伴的发展需求决定合作重点,同时统筹考虑融资、运营和人才培养,确保基础设施能够持续发挥效益。
数字合作应着眼于让当地企业用得起技术、掌握技术,并逐步具备自主创新能力。中国可以结合跨境电商、移动支付和人工智能应用经验,与伙伴共同开发适应本地语言、产业特点和公共服务需求的数字工具,同时配套数字技能培训、数据保护和合规指导。发展水平较低的经济体也应有机会提出自身的治理关切、参与政策讨论,避免技术能力的差距进一步演变为规则制定和参与能力的差距。
绿色合作则需要将减排目标与当地工业化进程、就业和能源需求结合起来。清洁能源项目不仅要考虑技术和设备投入,还应统筹电网接入、运维人才、融资可持续性和用户承受能力;绿色标准合作也需要配套检测认证服务和技术支持,帮助中小企业降低转型成本。中国可以发挥技术、设备和产业配套优势,与伙伴共同培养人才、发展本地供应链,使绿色投资转化为持续的就业机会和产业升级动力。衡量“发展共创”的成效,最终要看合作能否增强伙伴的发展主动性:当地企业能否提高产业附加值,劳动者能否积累专业技能,公共机构能否提升治理和服务能力,伙伴能否拥有更多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空间。APEC成员范围有限,面向更广泛全球南方的合作,还需要与中国—东盟合作、南南合作等机制和渠道有效衔接。
中国只有将自身的市场、产业和创新优势与伙伴的实际需求结合起来,才能推动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惠及更多发展中经济体,让亚太合作形成更广泛、更持久的共同收益。
作者:关珺冉
编辑:漆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