洱海之约——孔海南的二十年② | 一座小院：湖边民房里的实验室

在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上关镇沙坪村，公路边的一座白族院落里，敲打银器的声音清脆悦耳，这户姓苏的人家，2017年开起了银器店。得知记者前来寻访孔海南的故事，屋主苏莲开热情招呼记者坐下，并回忆道：“这些年，孔教授还回来过几次呢，看到我们在家，就进来唠唠家常、看看院子，拍几张照片留念。”

这座让孔海南如此牵挂的白家小院，是上海交大治理洱海的团队在大理的第一个“家”。2006年，上海交大与华中师范大学的两个治湖团队共同租下了这栋民房，开展河湖取样、水质检测分析等工作。从小院向东出发，不到100米，就是罗时江流入洱海的地方。孔海南把实验室从上海交大搬到大理洱海，理由很简单：做湖泊研究，离水越近越好。

“这个院子的布局20年来没怎么变，大门的朝向没变，照壁和厨房的位置也没变。”苏莲开告诉记者，“当年学生老师们在这里的时候，一楼的这几间屋子都是他们自己改造的实验室，搭建了一个个花岗岩水池，屋子后面还挖了一个净化池，他们要改造什么都会与我商量，十分客气礼貌。”在苏莲开的印象中，孔海南是一位特别和气的老人，她笑着说：“我们知道他是老师、会带学生，但没想到是名气这么大的科学家呀！”

沙坪工作站的起步并不容易。20年前，上海到大理的直飞航线还没开通，为了省下经费，科研人员常常从上海乘火车到昆明，再从昆明转普速火车到大理，有时还向本地人包一辆车从下关城区前往北边的上关镇。那时候，团队人员清早出门取水样，回来就在水槽边处理样品、记录数据。发现水质异常时，就沿河向上游寻找污染源。为了查阅文献资料，常常需要跑到几十公里外的下关。经费最紧张时，孔海南悄悄拿出自己的工资和存款，先后垫付两百余万元，才把野外作业和临时科研基地撑起来。

工作站的生活简单朴素，但大家充满干劲。两层楼的小院，既是实验室、会议室，也是居住的宿舍，大家还自己修了澡堂。除了上海交大的学生，团队也从本土吸纳科研力量，大理大学毕业的孙天阳回忆：“2009年刚到工作站的时候，我们在用胶皮铺成的台面上做实验，饭桌是一张破台球桌子，孔海南老师在一台小黑白电视机前面给我们讲课，还带着我们用啤酒瓶包饺子。”

“直到他们搬走时，我们才看到，这些老师学生们使用的桌椅床凳是那样简单。”苏莲开说。2010年，上海交大科研团队从最初的沙坪工作站搬去了喜洲。此后的相逢里，最让苏莲开记忆犹新的一次，是团队离开沙坪几年后。“有一次，孔海南来到家门口，才几年不见，他的头发全白了，之前没有这样白的，他和我打招呼，我差点没认出来。”苏莲开说。实际上，往后多年中，一头白发成了孔海南最标志的外在形象特征，在他时常走过的洱海村庄，相熟的村民们都会说：“那个白头发的科学家又来了！”

20年前，苏莲开的二儿子苏伟健还是一名初中生，他记得自己常常见到师生们从河边取水样回来，一身水一身泥。“前几年孔海南教授回来时，我们加了微信，他的微信步数每天都在两三万步以上。”苏伟健说。行走，尤其是在洱海边的行走，是孔海南多年来养成的习惯。孔海南是一位洱海边上的行者，只要他在大理，就会坚持到洱海边步行，在步行中观察水体、思索工作，这一习惯让他在心脏搭桥后仍能适应在高原湖泊的工作。

20多年里，这支治湖团队在洱海边的多个村子落脚，沙坪村、上末村、满江的农家院落，一处处临时租下的房子，都是他们阶段性的实验室。“十一五”时期，他们扎根罗时江入湖口，攻坚北部河流控污、湿地修复；“十二五”时期，治理版图延伸到环湖污水处理、湖湾生态修复，持续开展野外监测。2013年，水专项课题到期，依托项目的驻场科研力量面临撤离。可洱海的生态修复是一场持久战，一旦科研队伍撤走，连续监测中断，前期积累的治理经验就难以为继。

为留住这支熟悉洱海、深耕流域的科研力量，2014年，上海交通大学联合云南省科技厅、大理州政府共建上海交大云南（大理）研究院，让漂泊在农家小院里的野外团队，拥有了长期稳定的科研平台。依托研究院，团队一步步搭建起覆盖全湖、连通所有主要入湖河流的立体化监测网络，把早年靠徒步取样、手工记录的野外工作，升级为长期连续的湖泊生态观测。2021年，云南洱海湖泊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获批建设，标志着洱海的保护研究，从阶段性课题攻关，转向面向高原湖泊长期生态演变的系统性科学研究。

平台升级，初心却始终和沙坪工作站时期一脉相承：离湖近一点，离问题近一点。如今，退休多年的孔海南只要回到大理，必定是为了洱海治理的工作奔忙，他多次邀请国内外水环境治理领域的专家到研究院座谈交流参观。研究院的年轻科研人员也延续着前辈的传统，频繁奔走在湖岸、河道、湿地之间。从一间民房改造的简易实验室，到如今的上海交大云南（大理）研究院，二十余年辗转驻点，一代代科研人守着洱海，把对湖泊的热爱，融进日复一日的巡护、观测与探索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