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暴乱，波兰“政变”…5000场针对欧洲普通人的访谈，直指一个被忽略的症结

【导读】近期，法国爆发了严重的暴力骚乱，随后，这场暴动扩散到西班牙、意大利等其他欧洲国家。曾经执世界之牛耳、风光无限的欧洲怎么了？从历史的角度看，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曾经的欧洲列强们在政治上地位下滑，经济上依赖“马歇尔计划”所提供的援助，安全上则依赖以美国为主导的北约保护。在这一背景下，欧洲开始探索一体化的可能，从煤钢共同体开始，成立欧盟，启用欧元，去缔造一个更强大、更团结、更独立的欧洲。

但是，当下的欧洲正面临着生活成本高企、难民涌入、俄乌冲突、美欧政治与贸易摩擦等诸多困难。欧盟并不让所有欧洲人满意，低效与腐败、丧失价值原则、削弱各国主权等问题成为部分人批评的焦点，极右翼政党开始在欧洲各国兴起，它们打着疑欧、反移民、反一体化的旗帜迅速走进欧洲各国的政治中心。欧洲一体化似乎将要走到一个十字路口。

本期文章提供了一个访谈研究，从欧洲人民的角度看欧洲的情况，调查结果并不乐观，在六个国家里，都有接近一半的受访者认为欧洲正处于危机之中，而占受访者三分之一左右的悲观群体强烈批判当下的欧洲。还有约三分之一的受访者处于犹疑之中，他们看得到欧洲的弊病，但希望欧洲可以更团结、更强大，却想象不出这个未来怎样能成真。

当未来前景变得黯淡，人民会转而从过去寻找未来，“过去的方案”也是极右翼政党们贩卖的“明天的愿景”。而亲欧派的领导人则需要一种能够孕育 “迈向未来的怀旧”的务实政治。正如曾经追求欧洲一体化的领导人们一样，去塑造美好的期待，并实现雄心勃勃的愿景，重新带给欧洲人对未来的方向感，这或许是当下欧洲困局的解药。

本文译自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EFCR）研究报告，原题为：“Future nostalgia: Europe’s unfinished song”。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迈向未来的怀旧：

欧洲仍未写完的一首歌

▍引言

几十年来，欧洲的表现相当成功。欧洲各国逐渐习惯于生活在美国的保护之下，彼此自由贸易，并在国内享受和平与繁荣。边境逐渐开放，欧盟不断扩大。欧洲开始将自己视为世界经济与政治的重心之一，甚至认为自己可以成为其他国家效仿的典范。

然而，欧洲赖以建立冷战后生活方式的那些令人安心的假设，开始一个接一个地瓦解。欧洲到了更弦易张的时候了。正如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所说：“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去怀旧……现在已经到了欧洲独立的时刻。”整个欧洲大陆的领导人纷纷表达了大致相同的主张：欧洲必须变得更强大、更团结、更加独立。

随着时间推移，一部分公众认为欧洲正在朝着这一方向前进。但还有许多人从同样的现实中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对一些人而言，这些纷乱暴露出了一个长期运转失灵、被精英阶层把持的体制。另一些人则犹豫不决，因为他们意识到，危机或许终将能够唤醒沉睡的欧洲，但它也可能暴露出无法弥合的分歧。此外，还有一些人对此毫不在意：欧洲过去这般，现在那般，几乎不会在他们的生活中留下什么印记。

本文认为持有这种看法的人只占少数。“欧洲”或许不是人们生活中最重要的议题，但许多人确实在乎它。因此，人们对欧洲的感受可能会影响他们在本国选举中的投票选择，并进一步影响极右翼势力在塑造欧洲大陆未来的过程中能够发挥多少作用。

本文依据的是 2026 年 5 月和 6 月在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和波兰开展的 5,834 次访谈。这些访谈受访者均为欧洲公民。它们记录了普通人如何用自己的语言想象欧洲的未来。经过加权处理后，这些数据还能够反映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民众观点分布情况。此外，访谈材料还辅以针对 15 个欧盟成员国的比较文献研究，这部分研究考察在不同国家的政治与媒体环境中是如何讨论欧洲和欧盟的。

这项研究的主要发现是，许多欧洲人存在一种“想象落差”。尤其是一大群“犹疑者”，他们希望欧洲变得更强大、一体化程度更高、更加独立。但往往难以想象出一条可信的道路去实现这个目标。补充研究发现，在欧洲及欧盟议题在公共讨论中愈发突出、政治化程度不断加深的当下，上述落差仍然存在。

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在 2025 年开展的民意调查显示，欧洲人对本国和世界的未来普遍表现出明显的悲观情绪，而美国人和土耳其人也抱有类似的情绪。然而，在欧洲，悲观情绪带来了一种独特的政治风险。对未来失去信心的美国人，不可能要求解散美国这个国家。但对欧盟失去信心的欧洲人，却完全可能主张“弱化欧洲一体化”，甚至要求自己的国家退出欧盟。欧洲一体化始终依托一项面向未来的承诺：“日益紧密的联盟”这一构想 ，它要求民众既要相信欧洲当下的样貌，也要相信它未来可能达成的形态。

因此，这种想象落差或许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怀旧政治开始吸引欧洲的一部分选民。当人们难以想象一个可信的明天时，他们就更容易接受将过去重新诠释为未来愿景的观点。但亲欧洲的领导人应当努力唤起另一种怀旧情绪，我们将其称为“迈向未来的怀旧”，也就是怀念那种更美好的未来曾经触手可及的感觉。他们或许需要加快行动，欧洲几个具有重要影响力国家即将举行全国性选举，其中一些国家的民调目前显示极右翼势力处于领先地位，亲欧派必须确保在未来几年里，仍有一个清晰可辨的欧洲值得捍卫。

▍欧洲的警钟

每次访谈都会以一道破冰问题开场：“设想你的一位朋友五年前陷入沉睡，刚刚苏醒。这位朋友问你：“欧洲现在怎么样了？”你会如何描述当下的欧洲，会对他说些什么？” 在受访者的回答里，占比最高的群体（六个受访国家平均达 68%）都提到整体局势恶化、常态秩序不复从前。仅有 12% 的受访者从危机中看到机遇，用欧洲觉醒、欧洲重生的视角来作答。

图1：“你如何描述当下的欧洲”调查结果

波兰受访者最常提及欧洲的觉醒（占 21%）。波兰是这六个研究对象国中加入欧盟时间最晚的国家，且紧邻乌克兰战区。一名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波兰受访者表示：“欧洲状况还算不错，它正在努力壮大自身，争取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德国受访者中仅有 13% 提到这类观点，一位年长德国受访者说道：“危机使人强大，我认为欧洲也是如此。防务投入正在回升。危机暴露了短板，我们可以着手去修补。” 这类乐观声音在法国尤为稀少，仅有 5% 的受访者用觉醒或重生来形容当下的欧洲，尽管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总统十余年来一直在呼吁 “战略自主”。

当被列举欧洲面临的挑战时，人们最先提到战争与安全问题，其次是经济压力。但近四分之三的受访民众认为，欧洲在应对这些重大挑战时表现乏力。在归因上，民众指责各国政府的频次，是指责欧盟机构与欧盟领导人的两倍。一名生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法国受访者说：“各国领导人只做符合本国利益的事，他们看不到团结，也并不想要团结。”

随后访谈转向未来走向，提问：“有人说欧洲的未来岌岌可危，听到这句话你怎么看？”平均 56% 的受访者对此表示认同，仅有 21% 不认同。 即便如此，许多受访者对欧洲抱有强烈认同，希望欧洲能够繁荣发展。当被问及 20 年后他们希望欧洲是什么模样时，四分之三的受访者描绘出积极的欧洲愿景，最常提到团结与政治一体化、和平与安全、繁荣与福祉。只有约 13% 的受访者希望 “弱化欧洲一体化”，或是期待欧盟解体。

图2：“有人说欧洲的未来岌岌可危，听到这句话你怎么看？”调查结果

然而，对欧洲的宏大愿景往往伴随着深重疑虑。一名生于 90 年代的德国受访者说：“我常常庆幸自己生活在欧洲。它并不完美，当下有些事情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但世界上没有哪个地区比这里更安全、更自由、更民主。” 他认为 “气候灾难与极右翼对民主的冲击” 是欧洲当下最大的挑战，却并不认为欧洲有能力妥善应对。 被问及原因时，他回答：“选举太过聚焦眼前琐事，对未来的关注远远不够。” 畅想 20 年后的欧洲，他期待它是 “自由、民主、可持续、债务更低、政治立场更偏左翼且和平的”。但当被问及这一切是否有望实现时，他直白地回答：“不可能。”

在所有受访国家中，大量访谈对话呈现出相似的逻辑：民众认可欧洲的价值，但清楚它面临重重挑战，并且对欧洲集体应对危机的能力缺乏信心。即便受访者对欧洲抱有宏大期许，也往往只将其视作难以落地的美好愿望。

由此可见，仅仅把选民划分为亲欧派与疑欧派，或许已经不足以解释现状。另一道关键分野在于：民众是否相信欧洲领导人（包括欧盟层面与各国国家领导人）能够把大家的期许变为现实。

▍受访者对欧洲未来的看法

绝大多数受访者对欧洲的未来态度鲜明，并且他们对未来的看法大致可以归为四类。

乐观者认为欧洲正在重生：当下接连不断的动荡终将倒逼欧洲变得更强大、更团结。

悲观者认为欧洲正在衰亡，每一场新危机都印证着这片大陆的黄金时代已成过往。

犹疑者能够看出一个欧洲正在变得更好，但他们并不自信欧洲最终能走向美好的未来。

属于疏离者的人寥寥无几：对他们而言，欧洲只是时代的大背景，距离太远，不值得投入太多关注。

（一）乐观群体

对乐观者而言，欧洲的未来并不可怕。一名生于 20 世纪 70 年代、投票支持中左翼绿党的德国受访者表示：“从根本上说，欧盟依然是一个成功的故事。” 一位生于 2000 年代、左翼政党 “不屈法国”（LFI）的支持者断言：“它的前方依旧光明。” 乐观者占全部受访者的比例略低于 20%。

当下认知：乐观群体有着强烈的欧洲身份认同，其中五分之二的人用 “觉醒” 来形容欧盟当下的处境。在亲欧政党的选民中，这类人群占比较高，例如波兰中间派公民联盟、英国自由民主党、荷兰六六民主党（D66）；同时也包括偏向左翼的亲欧政党，如德国绿党、英国工党。

该群体中的许多人认为，当下接连的动荡给欧盟带来了一记必要的冲击，倒逼各国领导人推进更深层次的欧洲一体化与战略自主。一名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支持荷兰六六民主党的选民这样描述：“大家有了紧迫感，意识到我们必须自立自强。” 他强调，民众形成的共识是这一转变最核心的推动力。

图3：对欧洲未来的四种看法

未来展望：这并不代表乐观者认为前路轻松。他们清楚，想要化解欧洲的难题，离不开政治决心与制度改革。不少人还提出，欧盟需要改革阻碍集体行动的各国否决权机制。

乐观群体普遍担忧极右翼势力抬头，但他们依然相信变革有望实现，因为反面图景已经清晰地摆在眼前：一个四分五裂、依附他国、无力捍卫自身与自身利益的欧洲。一名生于 90 年代的意大利受访者谈道：“五年前，大家还更多沉浸在

稳定的幻象里，而如今很多问题都暴露无遗…… 所以我认为，欧洲相比过去，变得更不稳定，但也更加真实。”

尽管如此，大多数乐观者并不认同 “欧洲未来岌岌可危” 这一判断。波兰一名公民联盟的支持者说：“这场危机十分严峻，但只要政策得当，风险是可以规避的。” 这一群体期待欧洲在国际舞台上展现领导力、更加果敢自信。他们大多希望 20 年后的欧洲更加团结、一体化程度更高，并且相信这样的愿景能够实现。

在乐观者的设想里，欧盟不需要彻底改换发展方向，而是应当回归它原本的使命。一名生于 80 年代、支持荷兰六六民主党的选民说到：“主动权掌握在我们手中。” 他对推进速度存有疑虑，但并不质疑前进方向。

图4：乐观群体的意见倾向及占受访者的比重

（二）悲观群体

光谱的另一端是悲观群体。除荷兰外，该群体在其余所有受访国家中都是规模最大的一类；在法国、意大利和德国，悲观者占受访者总数接近一半。在德国选择党（AfD）、法国国民联盟（RN）、英国改革党这些极右翼政党的选民中，悲观观点占据近乎主导地位。同时，在波兰右翼与极右翼选民、荷兰自由党（PVV）选民，以及意大利进步民粹（progressive populist）政党五星运动的支持者里，悲观者也为数众多。在意大利、德国、波兰的非选民群体中，这一群体同样占比很高。

当下认知：悲观群体的突出特征是对当下的欧洲强烈批判，带有鲜明的反精英、反移民倾向。一名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意大利受访者这样描述欧洲：“这个共同体由一群只顾及自身利益的人掌控；他们用脱离现实的绿色意识形态、资助非正义战争、放开移民，毁掉了我们的生活，移民正在消解欧洲以及各成员国的身份认同。他们在军事上毫无准备，各国民众无论在集体观念还是经济层面都四分五裂。”

这类悲观态度并不总是源于反对欧洲层面的合作。很多悲观者抨击的是欧盟权力越界：“欧盟几乎什么领域都要插手，很多领域它本就没有被赋予管辖权限。” 一名生于 80 年代、投票支持自由与独立联盟（Konfederacja）的波兰受访者如是说。该群体普遍认为政客自私自利、被利益集团俘获，或是脱离普通人生活，无法做出正确决策。悲观者将接连不断的危机（在他们眼中移民与通胀问题最为突出）视作深层衰败的表征。一名生于 60 年代、支持英国改革党的受访者感慨：“我为这片曾经美好的土地感到难过。”

未来展望：对大多数悲观者而言，欧洲前景黯淡。不过他们的心态也存在差异。一名生于 80 年代、支持民族主义政党法律与公正党（PiS）的波兰受访者认同欧洲未来岌岌可危，甚至对此 “乐见其成”。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一名支持意执政党意大利兄弟党的女性受访者，她满心恐惧：“我很害怕，害怕战争。” 当被问及 20 年后对欧洲的期许，她甚至不确定欧盟届时是否还会存在。还有一部分悲观者主动希望欧盟被不断削弱，乃至彻底解体。在他们看来，弱化欧洲一体化、甚至解散欧盟，能够恢复国家主权，让公民对治理拥有更直接的话语权。一部分人想要夺回他们自认失去的东西，一名生于 50 年代、支持法国国民联盟的受访者说：“没有欧盟的时候，我们日子过得好得多。”

图5：悲观群体的意见倾向及占受访者的比重

（三）犹疑群体

犹疑者处在悲观者与乐观者之间。在大多数受访国家，这一群体约占民众的三分之一（英国仅约四分之一）。在六个国家的左翼政党选民中，犹疑者十分常见；同时在德国、荷兰、波兰执政的中右翼政党选民里，该群体也占有不小比重。

当下认知：超过半数的犹疑者拥有强烈的欧洲身份认同。但他们很少用 “觉醒” 来形容当下的欧洲，并常常提及衰败、常态瓦解这类主题。一名生于 60 年代、投票支持复兴党（Renaissance）的法国受访者表示：“欧洲情况糟糕，各国并不团结，战火就在我们家门口。”

犹疑者往往既能看到乐观的理由，也能看到悲观的依据。他们承认欧盟曾经多次渡过危机，当下的各类威胁也催生了团结。他们把对乌克兰的援助、防务合作进展、对美国依赖度逐步下降，看作向好转变的信号。

但在犹疑者眼中，政治十分脆弱。他们担心民族主义与极右翼势力会瓦解欧洲合作，也认为欧洲领导人言行脱节。一名生于 90 年代的波兰进步派受访者认为，欧盟的问题在于 “缺少共同方向、成员国分歧重重，一些糟糕的政策还被强行推行”。另一名波兰受访者指出：“政客缺乏想象力，总觉得欧洲不必自主担责，总会有人来救我们。”

未来展望：展望未来，犹疑者充满忧虑。大多数人认为欧洲的未来处在危险之中，欧盟走向何方取决于领导人尚未做出的抉择。和乐观者一样，多数犹疑者希望欧洲更加团结、一体化程度更高，但他们对愿景落地的信心要弱得多。

一名生于 60 年代、支持德国社民党（SPD）的受访者期待一个 “稳固、团结的联盟”。但当被问及能否实现时，他坦言：“我对此深表怀疑。” 一名生于 90 年代的意大利自由派选民向往一个 “更团结、更高效的欧洲，能够释放单一市场的潜力，拥有长远愿景”，但并不相信它会成真。而同为犹疑者的荷兰六六民主党选民，则希望欧洲 “绿色、和平、安全”，但认为只有五成概率能成真。

图6：犹疑群体的意见倾向及占受访者的比重

（四）疏离群体

在大多数受访国家，疏离群体仅占民众的十分之一左右；但英国是例外，或许源于英国已经脱欧，该群体占比达到 22%。各个政党的选民中都有疏离者，但在绝大多数政党里占比不超过 15%。唯一的特例是英国保守党，疏离群体在其选民中接近三分之一。

当下认知：这一群体认为欧洲的未来基本和自己无关，他们并不觉得欧洲议题是生活的核心（很多人对政治整体都持这种态度）。一名生于 90 年代的法国受访者说：“我不会去琢磨这些政治问题。” 当被要求向沉睡五年刚醒来的友人描述当下的欧洲时，一名生于 80 年代的波兰受访者答道：“老兄，你刚睡醒，开口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 一名生于 90 年代的荷兰受访者说得更加直白：“我只想按自己的方式过日子，欧洲之类的话题我不感兴趣。” 面对有关欧洲的提问，他们的回答往往简短、回避：不知道、没想法、无所谓。

未来展望：当被问及希望 20 年后的欧洲是什么样子，疏离群体的回答大同小异：大概维持现状、没想法、无所谓。他们既不会因为欧洲可能崩塌而惶恐，也不会为欧洲的重生满怀期待（尽管不少人同样认为当下欧洲局势恶化、原有常态不复存在）。 对疏离者而言，欧盟大体上只是一个背景机构。它偶尔会影响物价、出台法规，但除此之外，和日常生活、国内关切相距遥远。这个群体很难对欧洲的政治走向产生影响力。

图7：疏离群体的意见倾向及占受访者的比重

真正起到关键选民作用的，是犹疑群体。这并不是说只有他们存在想象落差。犹疑群体里四分之三的人存在想象落差，悲观群体中近半数。疏离群体里的三分之一同样如此。总体来看，大约半数欧洲民众存在想象落差。波兰是个例外，该国仅有约三分之一的人表现出这一特征。

犹疑群体之所以关键，除了人数规模之外，核心在于他们尚未预判最终结局。这一点把他们和另外三类人区分开：乐观者认定欧洲已经走在成功的路上；悲观者当中很多人已经断定欧洲难以为继；疏离者则根本不太关心。 因此，亲欧派领导人需要着力弥合犹疑群体身上的想象落差，尤其是当下欧盟议题在公共讨论中日益突出、其争议不断加剧的背景下。

图8：想象落差在各类群体中的情况（译者注：按原文意，各类人群中存在想象落差的比例为米色区域，即对欧洲抱有希望但不能肯定的人。）

▍欧洲的变化

访谈中，意见占主导地位的是乐观、悲观和犹疑群体，他们都对欧洲抱有鲜明看法。这一现象，和我们覆盖 15 国的补充研究结论相互印证。该研究表明，“欧洲” 议题在公共讨论中愈发醒目，政治关注度持续上升。其他研究也佐证了这一点：接连的危机之下，民众对欧洲的身份认同正在增强。

三类相互交织的动力，推动着上述变化。

第一，外交格局剧变，使得关乎欧洲实力与脆弱性的地缘政治问题，直接落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里。我们是否应当备战？各国能否单独自保？如果不能，应当把谁视作核心盟友 —— 美国，还是其他欧洲国家？而欧盟本是作为和平构想诞生的，在 “非和平时代”，它还能否胜任初衷？

第二，欧盟议题正在 “本土化”。原因在于，欧盟的政策制定越来越深入民众生活中政治敏感度极高的领域（例如移民、气候、生活成本）。希腊、塞浦路斯等部分成员国更早体会到这一点：当年的欧元区危机，使得当地民众对欧盟的信任长期低迷。

而如今，欧盟几乎在所有国家都成为焦点，布鲁塞尔推出的各类政策举措是部分诱因。这些政策选择，让民众原本模糊、出于直觉的亲欧立场，要直面切身感受带来的现实后果。欧盟应当加大防务开支吗？禁止塑料吸管、逐步淘汰柴油车与化石燃料锅炉，是否合理？所有欧洲国家是否应当执行强制性难民配额？这类决策，会促使欧洲民众形成更具体的亲欧态度；但同时也会让民众的支持变得有条件、带有批判色彩，或是陷入矛盾犹豫。

第三，部分政治力量在煽动文化战。正如作者去年在《情绪罗盘》一文中提出的：“欧洲” 已经成为特朗普式政治方案，以及欧洲同类势力的攻击目标。一些知名社交媒体巨头与平台，在其中推波助澜、加剧对立。欧洲极右翼政客不必支持特朗普，也不必宣扬和他的政府交好，就能借用一套相似叙事：布鲁塞尔官僚主义盛行、欧洲软弱无力、主流阵营被意识形态裹挟、欧盟机构损害国家主权与本土文化。这类叙事争夺 “欧洲” 的定义权，质疑欧洲代表谁的价值观，以及欧盟机构是否值得民众效忠。

当然，议题关注度提升，并不一定意味着民众不再支持一个更强大、更团结的欧洲。它同样也可以催生更有深度的讨论，让亲欧派得以厘清、更新一体化的正当性。譬如地缘安全焦虑，反而可能让民众更加认可欧洲合作的价值，丹麦、瑞典日渐高涨的亲欧情绪就是例证。

但议题关注度提升，也会让民众开始对欧洲的未来感到焦虑。同时，各类政治势力更有动力把欧盟塑造成主要的政治与选举角力场，极右翼尤其如此。例如德国选择党联合主席爱丽丝・魏德尔，就呼吁德国退出欧元区与申根区；波兰总统卡罗尔・纳夫罗茨基抨击欧洲的种种 “荒唐之举”。包括法国国民联盟领袖玛丽娜・勒庞在内的一众政客似乎认定：抨击欧盟，能够成为一套话语，用来定义自身立场。这类人物也把欧盟当作一个简写符号，指代他们所反对的一切，以及他们想要给出的未来方案。

亲欧派政治领导人往往难以同样自信地作出回应。一部分领导人选择无条件捍卫欧盟（例如荷兰首相罗布・耶滕、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但这种做法会让他们回避民众对欧洲的种种忧虑。另一些领导人，包括波兰的唐纳德・图斯克、德国的默茨，则转而提出收缩版的亲欧主张（比如在移民、气候议题上标榜自己是 “现实主义者”）。这或许能拉近他们和本国中间选民的距离，但也存在风险：让极右翼对欧洲的论调变得更加习以为常。

于是，领导人要么只面向乐观群体宣讲，要么向悲观群体妥协。然而，欧洲犹疑群体的态度尚悬而未决，他们才是争取的关键。倘若犹疑者的焦虑始终得不到回应，他们可能会疏远亲欧政党，甚至彻底脱离政治。如果民众在本国大选时选择弃权，或是投票给极右翼、疑欧政党，二十年后，整片大陆可能走向一个面目全非的模样。更不必说，这还会让欧洲更容易受到俄罗斯的影响，甚至是大西洋彼岸那位昔日盟友（old friend）的牵制。

罗马尼亚提供了另一种可行思路。在欧洲日的电视讲话中，罗马尼亚总统尼库绍尔・达恩给出了一种有分寸的看法：他承认欧洲犯下过错，同时捍卫欧洲自我纠偏的能力。在这个极端化程度已经很高的国家，这番表态，可以说是本能地在争取罗马尼亚本土的犹疑群体。

其他真正重视犹疑群体的亲欧人士，也有可能构思出更好的应对方案。从投票偏好、媒体接触习惯来看，犹疑群体和乐观群体的相似度远高于悲观群体。但谈及欧洲未来时，他们并不具备乐观者那样的信心。况且，这些选民本身处在相对亲欧的政治与媒体环境之中，前文也提到，他们对欧洲拥有强烈认同；因此，他们的疑虑，不能简单归因于接触疑欧政党、敌对媒体以及文化战。想要让他们重新相信欧洲，或许需要一套不同于传统亲欧主义的新叙事。

▍反复出现的三类疑虑

有三类反复出现的顾虑，拖住了犹疑群体。他们怀疑欧洲能否在需要之时果断行动；怀疑欧洲能否践行自身宣称的价值、赢得尊重；也怀疑欧洲能否真正守护欧洲民众的安全。

（一）低效的欧洲

访谈里最突出的发现之一是：在六个受访国家中，受访者常常把欧洲的 “低效” 视作最令人沮丧的特质。荷兰、德国的受访者提及这点最多（默茨就曾批评欧盟 “几乎把生活方方面面都过度官僚化”）。乐观者、悲观者也会谈到低效，但犹疑群体对此的谈论频次高于其他所有群体。

不少犹疑者聚焦决策节奏。一名千禧一代的德国受访者，2025 年投票给中右翼联盟党（基民盟 / 基社盟），如今更倾向社民党，他抱怨：“官僚体系过于庞大臃肿，决策耗时太久。有些问题亟待处置，但等所有层级、所有成员国走完流程，往往为时已晚。” 问及责任归属，他认为两边都有问题：“欧盟机构官僚臃肿，而成员国一点都不愿交出责任与权限。”

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结构性问题。一名生于 2000 年代、不局限于主流政党的波兰年轻人说：“欧盟说到底讨论得多，落地得少。” 他将部分原因归于 “欧盟内部影响力最大的几个国家的行事风格”。一名生于 70 年代的巴伐利亚受访者，2025 年投了联盟党，如今正在考虑换党：“事事都拖得太久。等欧洲达成共识，好几年过去了；或是因为某一个成员国反对，最终一事无成。” 她的解决方案是取消一致同意规则，改用四分之三多数表决等机制。同样，一名生于 70 年代、从前支持荷兰自由民主人民党的受访者，也抱怨 “磋商冗长、决策迟缓甚至停滞”，并将其归咎于各成员国。

不过，这些对话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对布鲁塞尔官僚主义的抱怨之外，还透出一层深意：在节奏更快、风险更高的世界里，“低效” 本身，就成为衡量欧洲有无行动能力（(in)ability to act）的标尺。

一名生于 60 年代的德国男性，把烦琐流程和竞争力下滑联系在一起：“如果欧洲一项简单审批就要耗数年，甚至数十年，那根本没法和美国、中国、印度这类对产业友好的社会竞争。”另一名支持绿党、生于 90 年代的德国受访者说得更进一步：欧洲正处在“旧秩序与新世界秩序之间一种尴尬的中间状态。”她认为，各类监管与行政壁垒，让欧洲 “难以快速适应变化，在技术层面被亚洲和美国大幅赶超”。

因此，低效，让犹疑者心中向往的未来变得难以相信。正如多位欧洲领导人所承诺的，如果欧洲想要拥有更强的主权、提升竞争力，犹疑群体首先需要看到证据：欧盟能够制定并落实决策，能够对瞬息万变的全球环境做出快速反应。这或许意味着欧盟要在部分领域取消成员国否决权；或是在无法达成全体一致时，由部分国家先行牵头开展部分议题。但无论采取何种举措，都必须打破 “欧洲无力行动” 这种根深蒂固的印象。否则，很多人会继续认同一名生于 90 年代、英国工党选民的感受：欧洲给人的感觉就是 “慢”。

（二）虚伪的欧洲

第二重疑虑，是在民众眼中欧洲缺乏诚信。悲观群体最常提出这一点，但犹疑群体也频繁谈及，尤其是不屈法国、德国左翼党、英国绿党这类偏激进左翼政党的支持者。不过悲观者与犹疑者关注的侧重点并不相同：悲观者往往抨击政治阶层的虚伪与不诚实；犹疑者则更多聚焦于欧洲一次次让他们失望的时刻。

犹疑者的不满主要分为两类：欧洲没能践行自己宣扬的价值观；面对更强的外部势力时，欧洲不敢坚守立场。

关于双重标准：一名生于 90 年代的不屈法国选民说：“先是沉默，而后就是虚伪。俄罗斯攻打乌克兰，俄罗斯就是反派；以色列攻打巴勒斯坦，却给后者贴上恐怖分子标签。这根本说不通。”

关于缺乏勇气，欧盟与特朗普政府达成的关税协议，成了一个极具代表性的负面符号。一名生于 2000 年代的德国左翼党选民说，当“冯德莱恩直接向美国妥协” 时，他感到 “无比羞愧”。他坦言：“我们如此退让，我个人觉得十分难堪。” 在他看来，这件事折射出更大的问题：“欧盟每次妥协，都在证明…… 我们不愿有所作为，只想固守旧有现状。”

对这份关税协议的失望，跨越了政治派别。一名生于 50 年代、支持马克龙复兴党的法国受访者，同样为此感到羞愧。她认为这是 “任由一个疯子牵着鼻子走”，并用更激烈的措辞形容冯德莱恩对特朗普的退让。

这种批评也不只是来自那些希望欧洲更强硬对抗美国或以色列的人。一名生于 80 年代、曾经支持绿党、如今转向左翼党的德国女性，失望点在于她认为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不足。她说：“又是一贯的虚伪，嘴上表态很容易，拿出实实在在的援助是另一回事，这需要真正的行动。”

当欧洲领导人反复宣扬主权与自主，这种落差带来的伤害尤为突出。犹疑者看到的是两种欧洲的割裂：一边是宣传里迈入 “自主时刻” 的欧洲，另一边是面对强权就退让的欧洲。这并不代表他们一概反对妥协——所有政治主体都需要做出妥协。但对很多犹疑者而言，在价值原则上让步，是底线问题。一名生于 2000 年代的德国受访者，同样为对特朗普的关税协议感到羞愧，他认为这反映了一种普遍趋势：“欧盟不再毫无保留地坚守自身价值。一切都沦为妥协方案，没有任何方案严格立足于真正的价值。”

后文 “希望样本” 一节将会说明：当问到“何为欧洲人？”时，犹疑群体首先提到的就是共同价值。因此，当欧洲领导人的外交政策让人看起来在价值问题上妥协时，不仅欧洲的海外形象受损，还会在欧洲内部付出政治代价。领导人面临的挑战是，要让民众认真对待欧洲所宣称的价值以及它对自身实力的主张。

（三）不安全的欧洲

第三重疑虑，关乎民众的不安感受。半数犹疑者将战争与安全视作欧洲最大挑战。乐观者提及这个议题的频次相近，但他们更偏向 “地缘自主” 这类战略性表述（犹疑者较少这么说）；悲观者则把注意力比较平均地分散在通胀、移民和战争之上。

犹疑者倾向于把不安全感和欧洲更深层的脆弱性联系在一起，例如对美国的依赖。他们也会谈到欧盟内部分裂、欧洲极右翼势力抬头。一名生于 80 年代、原先支持社民党、如今倾向绿党的德国受访者说：“美国会逐步收缩力量，欧洲必须具备自卫能力。” 她同时担心德国选择党上台，以致在面对俄罗斯时产生内部分裂。一名生于 2000 年代的进步派荷兰选民有着相似的担忧：“我担心各国合作不畅，导致欧洲抵御外部威胁的韧性下降，比如俄罗斯，还有刻意塑造欧洲软弱形象的美国。”

这和乐观者向往欧洲自主的愿景相距不远，差别在于想象落差的大小。一名生于 50 年代、支持复兴党的法国受访者把“战火就在欧洲家门口”视作重大难题。但谈及欧洲的应对，她更多是难过而非羞愧：“欧洲已经尽力了，但它确实缺少相应的实力。”

最后，一名生于 60 年代、支持意大利五星运动的选民，把不安全感和欧洲的低效联系起来。“首要的挑战无疑是安全，边境附近的战争改变了整体氛围，” 她说。但欧洲应对不力，原因在于 “决策过程总是既无效率也不团结。”

犹疑群体的想象落差，正是来自这些他们亲眼所见的现实：决策拖沓、愿景空洞、面对威胁时力有不逮。想要弥合这一落差，领导人不能只提供美好的未来蓝图。他们必须向民众证明：欧洲能够行动、能够赢得尊重、能够守护民众。

图9：三类疑虑的调查结果

▍欧洲团结的希望

当然，如果犹疑群体眼中一切都黯淡无光，他们本会归入悲观阵营。和乐观者一样，他们在阐释何为欧洲人时，也常常援引共同的价值与原则。问及 20 年后希望欧洲是什么模样，很多人期待欧洲更加团结、推进政治一体化。他们也大多能想起一些为欧洲感到自豪的瞬间。

所有这些，都可以成为亲欧派领导人用来重新联结犹疑群体的希望。但其中两点在政治层面最为关键：他们心中那些为欧洲自豪的记忆，以及他们所推崇的领导风格。

（一）自豪的记忆

政客需要善用民众关于欧洲的美好记忆。当被问到有没有为欧洲、为身为欧洲人而自豪的时刻，犹疑者大多能从自身经历里找到事例，看到欧洲做出符合他们价值期许的行动。这说明，他们对欧洲的归属感并非只源于对未来的憧憬。

这些事例包罗万象，折射出受访者各不相同的本国历史、政治立场与人生经历：从见证边境开放，到参与伊拉斯谟交换项目。

欧洲一体化起步七十余年，即便受访者出生在数十年之后，依旧认可这段开端的不凡。一名生于 90 年代的波兰年轻人说：“欧洲从二战的巨大浩劫中走出，超越了彼此的分裂，这一点足以令人自豪。”

和她同龄的德国左翼党选民，印象深刻的是“在2015年难民危机期间，我们共同接纳难民”，那一刻他倍感骄傲。另一位同龄德国受访者则提到，“我们声援乌克兰，并且在格陵兰议题上约束美国”。

一名生于 50 年代的法国受访者，想起 2015 年法国遭遇恐怖袭击，整个欧洲大陆向法国伸出援手：“我感觉全欧洲都站在我们法国人这边，身为这个联盟的一员，我十分自豪。”

一名生于 80 年代的英国受访者，同时提到 2004 年欧盟 “大爆炸式东扩”，以及俄乌爆发战争时欧洲的团结回应，这让他看到“我们拥有共同的理想信念”。另一位生于 50 年代的英国受访者，则称赞欧洲直面特朗普时展现出的 “团结与勇气”，并且没有卷入当前的伊朗战事。

对于一名生于 90 年代的意大利受访者而言，标志性时刻是新冠疫情：欧盟机构出台经济扶持政策、协调疫苗分配。打动他的是，“这一次各国放下私利，开展覆盖面广、富有远见、守望相助的联合行动”。一位年长的意大利人则回忆起 1976 年弗留利地震，当时来自其他欧洲国家的援助。

各国本土经历，是自豪感格外鲜活的来源。波兰受访者常常提起本国加入欧盟，以及随之而来的人员自由流动；荷兰受访者会提到欧元的启用、对乌克兰的援助，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欧洲歌唱大赛。

这些零散记忆背后有一条共同规律：当欧洲各国采取集体行动并与受访者心中的价值契合时，他们就会心生自豪。在欧盟展现团结、捍卫自由时；在整个联盟放下国家分歧，顶住外部压力时；在通力合作达成了单个国家无力实现的成就时。

这几乎和之前的虚伪形成鲜明对照。当欧洲领导人言而无信、纸上谈兵时，人们就感到羞耻；反之，当领导人真正做到言行合一时，人们心中便燃起对欧洲的自豪。

这些记忆，恰恰提供了犹疑者当下很难看到的东西。那就是证据，证明欧洲层面的集体行动是可行的。欧洲曾经行动过，曾经弥合国别分歧，曾经守望相助，也曾展现出犹疑者期待能够常态化拥有的魄力与勇气。

民众日常接收的欧洲负面消息铺天盖地，因此任何正面事件都更容易被记住。不少人甚至主动寻找更有希望的故事。匈牙利欧尔班执政十六年后败选就是一例。访谈开展时这件事还记忆犹新，包括犹疑群体在内，不少人都主动提起。他们当然期待更多这样的“好消息”。

（二）变革的掌舵人

第二种可能的希望，在落地层面或许更有难度。它关乎各国领导人能否在欧洲层面秉持有原则性的领导，让欧洲复兴的愿景具体化。这首欧洲之歌，需要领唱者向民众展示他们是谁、传递什么主张，而不只是告诉大家他们反对什么。

现实情况是，受访者很难说出哪些国家、机构或者政治人物，在他们心中是欧洲集体行动的正面典范。接近半数受访者（44%）举不出任何人，犹疑群体也是如此。就算有人提名，对象往往是自己的本国政客，或是自己投票支持的政党领袖。

有一位欧洲领导人跳出了这个规律：桑切斯。本次调研覆盖六国（不含西班牙），有 8% 的受访者专门提到桑切斯，或是他治下的西班牙，将其视作正面范例，没有其他国家或领导人拥有同等认可度。桑切斯与西班牙在意大利人气最高，足足四分之一的意大利受访者提到他们，法国也有十分之一的受访者提到。在这两个国家，左翼选民尤为推崇西班牙。乐观与犹疑群体对西班牙、桑切斯的好感度相近，两类人群里各有 10% 把他视作值得效仿的榜样。

一名生于 60 年代的意大利五星运动支持者说：“桑切斯大概是少数真正愿意做点实事的人。” 一名生于 50 年代的德国绿党选民也持相同看法，问到好榜样，她答道：“西班牙和桑切斯敢于对抗美国，这点做得非常出色。” 另一位生于 60 年代的意大利人，道出了很多选民欣赏他的原因。欧洲在世界上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她答道：要有勇气说不，就像桑切斯在西班牙做到的那样。” 本节开头提到的那位意大利受访者，说得更直白。

桑切斯本身是极具争议的人物。西班牙国防开支在欧洲处于偏低水平，尽管相比此前低点有所提升；他在本国支持率不佳，常被外界认为依靠国际活动挽救低迷的国内民意。他在欧洲各国首都盟友不多，就连丹麦的社会民主党人，也曾因休达事件批评他政府的移民政策。同时，西班牙远离俄乌战场，相比柏林、华沙的领导人，他在对美姿态上有更大的强硬空间。

但有一个事实难以否认，如今几乎没有其他欧洲领导人能拿出同样坚守原则的外交立场，也少有领导人把欧洲议题放在政治议程的核心。很难听到他们说出这样的话：“我们捍卫欧洲，因为我们已经无法想象在世界上以其他方式生存立足”，或是“欧盟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和平与团结工程”。

马克龙曾经扮演过类似的角色，多次在演讲和采访中呼吁各国推进欧洲战略自主。但如今他即将卸任，又面临议会分裂，光环明显褪去。在受访六国中，仅有 4% 的人把他当作正面榜样（这个占比还排在第二位）。除了这两人之外，几乎没有其他外国政客，能让受访者频繁当作正面范例，包括冯德莱恩。毫无疑问，这里存在巨大的领袖真空。

总而言之，愿意相信欧洲未来的群体，远不止坚定的亲欧派。犹疑群体依然保有欧洲身份认同，对理想中的欧洲有着相对清晰的想象，也留存着欧洲集体行动带给他们自豪的瞬间。但仍需要说服他们，这些高光时刻，未来能够成为常态，而不只是过去罕见的回忆。欧洲常常缺少犹疑者们愿意追随的榜样领袖。

▍迈向未来的怀旧

亲欧派领导人不能天真地看待当下这个信息纷争的环境。各类关于欧洲的论调（乃至虚假信息）都在其间流转。但欧洲的想象落差，无法单靠事实核查消除，也不能只依靠网红博主修复。访谈发掘出的诸多疑虑，都源于民众自认亲眼所见的现实。犹疑群体以及不少其他群体的民众，反感拖沓的决策，反感欧盟在原则执行上双重标准。他们眼中的这片大陆，好像仍然无力保障自身安全，甚至不敢挺身对抗威胁者。这些既是传播议题，更是政策议题。

在政策制定与对外阐释中，亲欧领导人应当从本研究里汲取一条更宏观的政治教训。本文已经说明，地缘博弈、文化冲突，叠加欧盟议题国内化，共同推高了欧洲议题在各国国内政治竞争中的关注度。但主流阵营在这场政治化进程中常常进退失据，他们要么无条件为欧洲辩护，要么一味向批评者退让。

一味辩护的弊端，是把选民简单割裂成 “支持欧洲” 和 “反对欧洲” 两大阵营。部分领导人会把民众对欧洲治理成效的质疑，当成立场不够坚定的证据。这最终会疏远犹疑选民，他们本身高度认同欧洲，却怀疑自己期盼的欧洲愿景能否落地。而另一些领导人主动向疑欧、极右翼观点靠拢，等于把定义欧洲弊病、提出整改方案的话语权拱手交给对手。

因此，亲欧领导人必须夺回欧洲议题政治化进程的主导权。他们应先跳出单纯维护现状的辩护逻辑。犹疑选民其实认同主流阵营所捍卫的目标，只是担忧前路未卜。想要化解这份焦虑，领导人应当坦然承认欧洲决策迟缓、标准不一，坦诚直面欧盟的政策失误。同时，他们必须拿出清晰可行的纠偏方案，详细解释为什么毁掉欧洲人共同缔造的协作能力根本无济于事。

欧洲主流阵营也需要调整时间。当欧盟和各国领导人只抛出宏大愿景，却不说明落地路径，民众自然会怀疑愿景能否实现；可如果只公布细碎举措、缺少清晰目标，又会让人感觉只是被动应急。领导人必须把愿景和行动更明确地衔接起来。

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民众会愈发倾向从过去寻找方向。怀旧政治的逻辑，就是用熟悉的旧图景替代未来可能性，把昨日的方案包装成明日的答案。这套叙事如今收效显著。多个成员国的民调里，极右翼政党领跑；德国选择党在九月初的地方选举中拿下最高得票率。就在选择党这场震动政坛的胜选同一个周末，英国出现全身黑衣、蒙面的抗议者在南部海岸游行。而在此之前，英国改革党领袖奈杰尔・法拉奇已经和勒庞的接班人乔丹・巴德拉达成协议，联手阻止渡海移民。这些政党，以及欧洲各地大量同类政党，都在贩卖 “把过去当作未来” 的愿景。一旦上台，它们大概率会削弱欧洲、拆解欧洲的合作框架。

亲欧领导人亟需换一种方式用好欧洲的过往。访谈里充满了这样的记忆，欧洲曾经集体行动、弥合国别分歧、坚守原则，或是让民众因身为欧洲人而自豪。领导人要把这些记忆转化为有力佐证，提醒大家，欧洲的集体行动是可行的，危机不会永久持续。这正是 “迈向未来的怀旧” 蕴含的可能性。它不是向往回到过去，而是让人相信，自己期盼的明天触手可及。

所以，欧洲需要一种能够孕育 “迈向未来的怀旧” 的务实政治。欧洲一体化的支持者曾经很擅长塑造期待，并且把很多雄心勃勃的构想落地成真。一轮轮东扩、边境开放、统一货币问世，都让欧洲人拥有方向感。彼时，未来牵引着当下。

如今方向已然颠倒。政客疲于处理各类紧急事态，而未来越来越被视作一种威胁。其中一部分威胁关乎生存本身，战火不断逼近，气候灾害在今夏（以及往年的夏天）猛烈冲击欧洲人的生活。一些威胁相对隐蔽，如欧洲技术实力下滑、经济陷入 “缓慢煎熬”。还有一些属于代际难题，例如人口老龄化。另有诸如 “文明替换论” 这类源自阴谋论的说法，尽管不实，却依然在部分民众心中催生焦虑。

只喊 “大胆追梦”，无法消解这层层叠叠对未来的恐惧。亲欧领导人要做的，是在治理当下的过程中，让更美好的未来变得可以想象。因此，“迈向未来的怀旧” 描述的是一种欧洲政治已经丢失、但仍有机会重拾的能力，它和所要对抗的复古怀旧（backward-looking）政治，并不是简单的镜像关系。

各国领导人如何应对欧洲议题的政治化，依然至关重要。随着欧洲议题不断国内化，移民这类民众感知为本土、私人化的事务，越来越演变为围绕“欧洲本身”的争论。迄今为止，这个局面常常对亲欧派不利，因为民众的不满都会牵连到欧洲，欧盟与那些影响日常生活的政策成本与约束绑定在一起。

领导人需要把当下的欧洲行动嵌入一套合理的解释，说明这些举措如何改善民众未来的生活。很多领导人至今都讲不好这套叙事，于是批评者得以单方面把一体化和成本、限制、风险划等号，也给疑欧派留出空间去兜售一种幻象：减少一体化，未来会轻松很多。

想要争取到坚定亲欧派之外的选民，亲欧人士不能只说：“投我，因为我相信欧洲。” 也不能要求民众“接受这项痛苦政策，因为欧洲需要它”。他们的论述要更具体：“这是你当下关心的问题，为了解决它，这是我们本国可以做的事，这是单凭一国之力做不到、需要其他欧洲伙伴一起做的事。而这些是协力合作五年之后可以改变的事。” 如果实现目标需要改革欧盟现有体制，那就着手改革。但改革不能变成又一个抽象宏大的欧洲项目，让民众觉得只是转移焦点；领导人必须实实在在说明，哪些政策能够让理想的未来落地。

这会催生一种截然不同的欧洲政治。在这种叙事里，“欧洲” 既不是单纯的身份标签，也不是遥远的空想。欧洲将成为因果链条的一环，串联起民众当下切身感受到的困境和未来的改善。亲欧领导人的任务，不再是不断许诺一部未来的传世杰作，而是告诉民众这首尚未写完的欧洲之歌将去往何方，还要一项一项拿出举措，向公众证明，欧洲真的能让生活变得更好。

编辑 | 王致虚

韦乌・泽尔卡（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

邵彬瑞 (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