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福柯100周年诞辰｜疯癫曾经属于所有人，后来却成了精神疾病

古典时代疯癫史✪ 亨利-保罗·弗吕绍（编）

福柯遗稿继承人与遗著出版负责人

✪ 董树宝（译）

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

本文节选自《福柯：广播电台访谈》一书

皮埃尔·桑达尔：在这部鸿篇巨著（《疯癫与文明》）中（因为它有七百多页），哪个时期在您看来最值得关注？

米歇尔· 福柯：我想论述的是在人们称之为“古典时代”——即大体上从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这一时期的疯癫。但我认为，最需要理解的一点，就是在中世纪末期直到人们通常所谓的巴洛克时代——即大体上从15世纪到17世纪中叶—疯癫在整个西方文化中所扮演的极其重要的角色。

皮埃尔·桑达尔：关于禁闭的方法、所援引的理由，例如在17世纪，您是否有类似的例子或可以就此给出的解释？

米歇尔·福柯：在16世纪，以及在17世纪初，可以说疯癫在社会中自由自在。疯人有他的位置，疯癫有它的角色，人们会在街上遇到自由往来的疯人，疯癫在戏剧和文学中拥有一个特权位置、一个角色：它经常肩负着说出真理、悖论式地彰显理性的使命。然而，到了17世纪中叶，人们却将它废除了，而且是以一种非常奇特的制度化方式：人们建立了一些大型禁闭所，它们不仅关系到疯人，而且关系到所有社会无用之人、所有游手好闲者、浪荡子、同性恋者、抛妻弃子的父亲、挥霍家产的败家子。总之，某种整体的社会敏感性（sensibilité sociale）在那个时候产生了，这种社会敏感性与其说是对疯癫的敏感性，不如说是对所有可能妨碍或阻碍资产阶级秩序建立的事物的敏感性，而这种资产阶级秩序正如 17 世纪初重商主义所界定的那样。

皮埃尔·桑达尔：那么您在其他国家还找到过别的例子吗？

米歇尔·福柯：最近在报纸上读到关于苏联最近就“社会寄生虫”立法（而且我认为这更广泛地发生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文章时，我感到震惊。我也震惊地注意到， 这项立法与17世纪存在的立法完全吻合，就好像在资产阶级重商主义的道德和社会秩序与当代社会主义的社会和道德秩序之间，存在着一种原则上的同一性。

皮埃尔·桑达尔：既然如此，那么让我们稍微回到我们将会称之为“文学中的疯癫”这个话题上，尤其是有人或许可称之为系统性装疯（simulation）的情况。您对此 怎么看？

米歇尔·福柯：我认为，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清楚地区分出两个时期。大约直到1650年，疯癫以一种非常顽固、非常恒定的方式出现在文学作品中。而且，疯癫在那个时候拥有一种角色：这种角色通常是悖论式地彰显真理。例如，国王的弄人们（fous）在宫廷里扮演的就是这种角色。

皮埃尔·桑达尔：他们是装疯者（simulateur）。

米歇尔·福柯：很可能他们本人并没疯。重要的是，有某种疯癫的角色要他们扮演——无论他们本人是否疯了——疯癫的这种角色在于说出真理，并且以一种足够象征性但同时也足够清晰的方式说出真理，以便所有人都能理解真理，而又不会让任何人发火。然后，在这个时期之后—— 实际上塞万提斯和《堂吉诃德》显示出这一时期的终结——有一段漫长的沉默期（17—18 世纪）。而且，从18世纪中叶开始，人们看到疯癫的这种角色重新出现了。例如《拉摩的侄儿》：拉摩的侄儿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疯人，而且他在18世纪的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与15、16世纪皇家宫廷中弄人（fou）所扮演的角色有点对称。不过，他以一种更加悖论的、更加无政府主义的、更加民主的方式彰显真理：国王的弄人仍服从于社会秩序，服从于社会中存在的等级秩序，而拉摩的侄儿，他则提出抗议。于是，正是这场通过疯癫展开的大规模抗议运动，将在整个18世纪末期发展起来。

皮埃尔·桑达尔：而且王子本人在方便的时候也可以装疯。哈姆雷特就是这种情况。

米歇尔·福柯：也许人们不能确切地说哈姆雷特是在装疯。他既是疯人又是疯癫的假装者。我认为，疯癫的人和装疯的人之间的这种区分，对我们来说存在于我们由实证主义概念和医学概念所塑造的精神状态中；但在16、17世纪，甚至在18世纪，疯人和疯癫的假装者之间， 并没有像现在一样的差异。

皮埃尔·桑达尔：那么，天才与疯癫之间的关系呢？

米歇尔·福柯：这显然是一个在我们这个时代完全处于核心的主题。我认为大体上可以这样说：直到18世纪末，人们实际上还无法设想疯癫与天才可能是同一回事。人们完全能接受一个天才可能会变疯。例如，当蒙田去医院探望塔索（Le Tasse）时，他注意到这个曾经写出天才作品的人后来变疯了，而且在清醒期间，他还能写出天才的作品。我认为，呈现出19世纪特征的，就是这一绝对非凡的发现——它将非理性和疯癫置于我们文化的核心，这一非凡的发现如下：疯癫本身可以是天才作品的创造者，而且疯癫和天才之间可能有一种非常隐秘且本质性的归属关系。例如，尼采。当然有人会说尼采从某个时刻开始变疯了，而且从那一刻起，他就再也不能写出哲学作品了；他最后的文本，确实是一些纯粹谵妄性的文本。但是，重要的是，尼采从他职业生涯一开始就一直知道，他终究有可能会疯；而且疯癫的这种风险， 这种他本人承担、他所接受的风险，这种风险始终与他的哲学融为一体。像阿尔托这样的人，则将他的疯癫变为他文学尝试的主要体验。

皮埃尔·桑达尔：您认为—而我自己此时想到的是您的最后一章，或者是倒数第二章——精神病院的诞生标志着一个决定性的阶段，可以说是在临床层面上。

米歇尔·福柯：我认为，这个阶段确实是完全呈现现代时期的特征。在17、18世纪，人们因此把疯人大体上与所有社会无用之人、所有人们想摆脱的人一起禁闭起来。然后，由18世纪的慈善事业和法国大革命所引起的巨大解放，把疯人独自留在了这些原本为许多其他人而非为他们设立的禁闭所里。于是，疯人占有了这些禁闭所，而且医学也同时占有了它们。这就导致疯癫通过这一整套过程变成了医生的一个特权对象。其实可以这样说：只有从医生占有了这些收容所和禁闭所— 疯人直到那时仍与其他社会无用之人一起混杂在这儿— 那一刻起，疯癫才变成了精神疾病。

【内容简介】

本书是亨利-保罗·弗吕绍编订、董树宝翻译的《福柯：广播电台访谈1961—1983》（全四册）的第一册，收录了福柯于1961年至1963年间参与的多档法国文化广播节目的转录稿，共15篇。

在广播中，福柯或与当时的法国哲学家、文史学家、精神病学家，如路易·阿尔都塞、罗贝尔·莫齐、亨利·巴吕克等，展开对谈或辩论，或亲自主持节目，从中我们得以窥见青年福柯如何在即时的对话中为他尚未完全凝固的思想辩护、澄清、推进。大体来说，这些对话围绕两条核心线索展开：疯癫的历史谱系是贯穿1961年各篇的主轴，福柯反复论证疯癫并非自然事实，而是文明用以界定自身的“他者”——从中世纪麻风病院的隔离机制，到文艺复兴时期作为美学与日常现象的“愚人船”，再到17世纪古典时代将疯子与乞丐、流浪者等一同关押的“大禁闭”，最终在18世纪末精神病院诞生时被医学所占有；语言与疯癫的关系则在1963年《疯癫的语言》系列节目中得到集中展开，通过一系列有趣的语言游戏，福柯展现了疯癫不是先于语言而存在的沉默客体，而是栖居于语言内部的一种极限状态。

【作者简介】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20世纪法国社会理论家、哲学家、历史学家，法国结构主义思潮与后结构主义思潮重要人物。1970年起任法兰西学院“思想体系史”教授，直至逝世。著有《疯癫与文明》《雷蒙·鲁塞尔》《词与物》《知识考古学》《规训与惩罚》《性经验史》等重要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