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延川：当平台利用你的心理弱点牟利，法律介入的边界何在？

看上去平台并未直接剥夺用户的选择权，实际上它是通过控制选择环境，间接削弱了用户自主选择的能力。

文/王延川

（西北工业大学教授、陕西省法学会互联网法律与治理研究会会长）

前段时间，“字节时间”争议引发公众讨论，人们从伦理层面探讨，从垄断角度追问，各有侧重。而跳出单个企业，一个指向平台经济时代的底层问题，正悄然浮出水面。

日常生活里，常有这样的场景：本来只想刷十分钟短视频，结果两个小时过去，仍舍不得放下手机；明明只是在网上浏览某件商品，但在“仅剩两件”“优惠还有五分钟结束”的提醒中，忍不住下了单；一键开通了会员，想取消时却要经过复杂的步骤，因为嫌麻烦只好作罢……为何我们会做出这些违背真实意愿的行为？

下意识地，人们会归咎于自己的自制力差，随着探讨的深入，有人提出平台或许在利用人性心理的弱点，延长个体的平台停留时间，甚至诱导消费。一个问题随之而来：平台利用用户心理弱点牟利，法律介入的边界何在？

平台如何利用心理弱点

一个正常人有权基于自己的价值观、偏好和意愿决定如何行动，这种行动往往需要自主判断能力和自主决策能力支撑。在这两种能力的支撑下，人们会做出相对理性及对自己有利的选择。

但是，人往往也有心理脆弱的一面，如损失厌恶、确认偏误、默认效应、冲动倾向等。这些心理偏差可能使自己在特定环境下，做出违反理性及于己不利的行为。例如，比起迟延满足，人们更喜欢即时满足，眼前的快乐比未来的好处更有吸引力，所以宁愿继续刷视频，也不想马上学习。

一个理性的行为通常建立在自主决策的基础之上，而人也应该对自己的自主决策负责，这是现代社会一个重要的伦理和法律原则。可以说，自主决策是现代社会人格自由、意思自治和消费者自主选择权的重要基础，因此法律应当保护人的自主决策。

在传统商业活动中，消费者与商家之间存在弱强之分，消费者的自主决策可能受到限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及其附属法规因此产生，并致力于提升并保护消费者的自主决策能力。平台经济关系与之相似，用户与平台之间也有弱强之分，用户当然可以援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自己，但这部法律回应的是工业革命时代的问题，对于平台时代的用户尚未构建明确和充分的保护规则体系。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图据ICphoto

更严峻的问题是，平台比以往的商家强大。传统商家只能预测所有或某类消费者的普遍心理需求，而平台则可以精准预测特定用户的细微心理需求。同一家短视频平台，可以对甲推荐悬念短剧，对乙推荐情感短剧，对丙推荐战争短剧。另外，特定用户由于认知偏差、情绪状态、心理需求，在特定决策环境中会对某些外部影响表现出高敏感性，因而更容易在未充分知情、经过反思之时做出决策。

平台正是充分利用特定用户的心理脆弱性强化商业诱导，通过诸如无限滚动、连续播放、每日签到奖励、间歇性奖励等机制，从而削弱用户的理性决策能力。

平台之所以能够牵制特定用户的理性决策能力，是因为其拥有通过收集用户信息，预测其心理偏好，以此建立数字画像，并通过反馈优化预测算法，最终持续影响并塑造该用户行为的能力。平台借助该能力放大用户心理脆弱性，并可能以不正当方式实质性干预其自主决策过程，最终侵害受法律保护的用户权益。这是平台经济时代的新现象，相关法律要求，通过自动化决策进行信息推送、商业营销时，应当提供不针对个人特征的选项，或者提供便捷的拒绝方式。那么，法律应否以及如何进一步介入，需要重新审视。

该管一管“选择环境”里的暗坑

说到保护交易自主决策的法律，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民法典中的“意思表示瑕疵”制度，行为人因欺诈、胁迫、重大误解等原因作出的交易，受害人可基于其意思表示不自由而撤销。但是平台对用户自主决策权的破坏却发生在具体交易之前。当用户在平台界面上点击按钮时，其决策在形式上可能是真实自愿的，但形成这一决策的数字环境却已被平台深度塑造。

因此，看上去平台并未直接剥夺用户的选择权，但实际上它通过控制选择环境，间接削弱了用户自主选择的能力。这就要求法律从传统的“意思表示”结果审查，适度扩展到对决策形成环境的规制。

通过回应文章开篇提到的三个案例，可理解法律介入的边界。

在刷两小时短视频的案例中，不能仅凭观看时长就认定平台行为削弱用户的自主决策能力，还需要考察平台是否采取欺骗性设计、是否利用未成年人的特殊脆弱性、是否违反算法推荐或未成年人保护等方面的法定义务。

在用户购买商品的案例中，需要审查平台是否利用虚假信息干预用户的选择，即是否真的“仅剩两件”“优惠还有五分钟结束”。

在无法取消视频会员的案例中，则需考察平台是否通过界面设计人为增加退出成本，实质性妨碍用户行使选择权和合同权利。如果涉及自动续费，还需要结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等关于显著提醒、取消或变更服务方式的规定进行评价。

总的来说，针对平台利用用户心理弱点，借助界面和算法削弱用户自主决策能力的行为，在符合以下条件时法律应该介入：第一，平台手段具有不正当性，即平台使用欺骗、隐瞒、强制、利用特定脆弱性等不正当方式影响用户；第二，用户决策自主性明显受损，即平台的行为实质性削弱用户理解信息、比较选项、拒绝交易或退出服务的能力；第三，侵害用户权益或形成显著风险，即平台给用户造成财产损失、隐私侵害、自主选择权受损，或者产生法律应当预防的重大风险。当然，此时法律的介入可以采取信息披露、设计整改、行政处罚或民事救济方式，至于哪一种方式应结合具体案情决定。

数字平台利用用户心理弱点的行为，并不会仅因其影响用户决策而当然构成违法。法律介入的正当性基础，在于平台通过欺骗、操纵或其他不正当方式，实质性破坏用户自主形成并作出决策的条件，使用户难以有效理解、比较、拒绝或退出相关选择，并由此侵害法律保护的权益或者产生显著风险。此时，法律介入的目的不是确保用户作出理性或正确的决定，而是维护其作出自主决策的基本条件。

（本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媒体立场）

编辑 李瑞峰

审核 冯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