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期选举后，国会如何牵制特朗普的中东政策？
本轮中期选举后，民主党重新夺回国会参众两院的控制权，共和党遭遇重挫。特朗普政府的中东政策，尤其是对伊军事行动引发的油价上涨及其对美国民众生活成本的冲击，成为激化选民不满的重要因素。在这一背景下，推动结束对伊战争，也成为民主党回应选民经济诉求、争取政治主动的重要抓手。民主党重新掌控国会，无疑将增加特朗普在中东政策上的政治阻力，尤其会使其在决定是否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时面临更大的国会压力。然而，国会权力格局的变化并不意味着总统军事决策权将受到实质性封锁。对于特朗普而言，发动一次短促、有限的军事打击，仍可能绕开国会的直接制约。民主党能否真正形成有效牵制，最终取决于其能否将选举优势转化为持续的政治压力，以及白宫与国会之间的权力博弈。
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对以色列的军事支持同样是美国选民日益关注的议题，也可能成为新一届国会影响美以关系的重要切入点。但与结束对伊战争这一相对明确的政治诉求不同，民主党内部在对以政策及美以关系问题上仍存在明显分歧，尚难形成统一立场。因此，国会能在多大程度上调整美国对以政策，又将如何影响特朗普政府整体中东战略，仍有待观察。值得警惕的是，中期选举结果可能产生一种悖论：民主党赢得国会控制权，本意是加强对特朗普的制约，却也可能促使后者加快行动节奏。考虑到新一届国会正式就任前仍存在权力交接的时间窗口，特朗普或许更有动力在这一时期尽快处理伊朗问题，甚至通过军事行动抢占战略主动。由此，选举后的权力过渡期非但未必意味着美国对伊政策趋于缓和，反而可能成为特朗普政府采取高风险行动的危险窗口。
限制对伊军事行动
结束对伊战争是贯穿民主党整个选举周期的核心主张。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哈基姆·杰弗里斯（Hakeem Jeffries）在选前采访中表示，民主党需要考虑动用所有可用的立法手段结束这场战争。民主党赢得国会两院多数后，杰弗里斯被视为新一届众院议长的有力人选。他在公开表态中再次批评这场对伊朗“鲁莽且代价高昂”的战争，指其推高能源价格、损害国家安全，要求总统在新一届国会就任前结束战争，并将此列入新一届民主党众议员的百日议程。
从制度层面看，国会可以通过拨款权和立法权限制总统的军事行动。如果特朗普政府申请追加战争经费，国会可以拒绝拨款，也可以明确限定军费用途，规定经费只能用于驻军和防卫等必要需求，不得用于扩大对伊进攻性行动。此外，国会还可以通过立法限制对伊用武的目标、范围和期限，并要求结束未经授权的敌对行动。国会也可以通过委员会调查、举行听证等方式追究政府决策责任；如果发现总统涉嫌可弹劾行为，众议院还可以启动弹劾程序，进一步增加白宫的政治压力。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斯科特·R·安德森（Scott R. Anderson）认为，多种措施的结合将对特朗普政府施加实质性的压力。
然而，民主党即使掌握两院，推动结束战争也面临重重制约。首先，总统拥有法案否决权。限制战争拨款或要求撤军的法案，一旦遭到特朗普否决，国会必须获得两院各自三分之二多数才能推翻。其次，限制经费也存在政治风险。国会可以削减用于新一轮军事打击的经费，但必须保障驻外美军的防御和安全需求。由于进攻与防御所需经费难以截然区分，相关限制可能被共和党指责为削弱美军战斗力，甚至危及美军安全。
更重要的是，特朗普仍有空间利用总统的军事指挥权绕开国会的限制。《战争权力决议》规定，总统未经国会授权将美军投入敌对行动后，原则上须在48小时内向国会报告，并在60天内终止相关军事行动，除非获得国会授权或满足其他法定条件。但特朗普此前曾援引4月达成的停火协议，宣称对伊敌对行动已经结束，以此主张60天期限不再适用。9月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后，特朗普又将相关行动解释为防御性行动。这些做法表明，白宫仍可能通过对军事行动性质和法律适用范围的不同解释，争取行动空间。即使国会限制战争拨款，特朗普也可能利用既有军事部署和已拨付资金发动短时间、有限规模的打击。
历史经验同样说明，国会对总统战争决策的制约存在明显局限。2007年，民主党借助国内反战情绪赢得国会两院控制权，随后试图在伊拉克战争追加拨款法案中附加撤军时间表，迫使时任总统小布什调整战争政策。但布什行使否决权，民主党未能获得推翻否决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最终，双方达成妥协，国会通过了不再包含强制撤军期限的拨款法案，继续为战争提供资金。
与伊拉克战争时期相比，民主党如今在伊朗问题上具有一个相对有利的条件：国会此前并未授权特朗普政府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这使民主党能够以总统未经授权持续开展敌对行动为切入点，强化对政府的法律和政治施压。但这一优势能否转化为实际约束，仍取决于民主党内部能否形成稳定共识，能否妥善区分驻军防御与进攻性行动所需经费，以及能否争取共和党内反战议员的支持。归根结底，民主党虽然能够提高特朗普继续对伊动武的政治成本，却未必能够阻止其发动军事打击。国会能否将结束战争的选举承诺转化为有效制约，最终仍取决于两党博弈及特朗普本人的政治选择。
美以关系如何发展
美国对伊军事行动的后续走向，同样绕不开美以关系的变化。即使国会限制美军继续打击伊朗，以色列能否继续获得美国弹药和军事支持，以及美国愿为以色列抵御报复承担多大成本，仍将影响地区冲突的演变。更长远地看，对以军援的调整，将对美以关系产生长期影响。
2016年，美以签署为期十年军事援助谅解备忘录，覆盖2019至2028财年，承诺提供总额38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值得注意的是，这份备忘录并非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条约，具体援助仍须经过国会授权和拨款程序。新一届国会的任期恰好跨越现有备忘录到期的时间节点，因而将在下一轮美以军事援助安排中发挥重要作用。美国国内对以色列军事行动及持续提供军事援助的反对声音日益增多。11月3日，特朗普公开表示，已与内塔尼亚胡达成共识，美国将在2026年底停止每年约40亿美元的对以军事援助，但仍将继续向以色列出售武器，并在必要时提供支持。这一表态既是对美国国内政治情绪的回应，也有意降低对以援助成为民主党攻击共和党的政治风险。不过，现有援助安排尚未到期，如何提前终止仍涉及国会拨款和美以双方的后续协商。事实上，双方已开始讨论新的援助安排，包括逐步削减直接军事援助、加强联合防务技术合作等方案。因此，特朗普的表态并不意味着美国将全面退出对以军事支持，而更可能预示着援助模式的调整。
民主党内部在对以政策上则存在明显分歧，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立场。第一种是以密歇根州新当选参议员阿卜杜勒·埃尔-赛义德（Abdul El-Sayed）为代表的进步派，主张停止对以军事援助和武器销售，不区分进攻性与防御性武器，并反对向外国军队提供无条件资助。第二种以德克萨斯州新当选参议员詹姆斯·塔拉里科（James Talarico）和堪萨斯州新当选参议员亚当·汉密尔顿（Adam Hamilton）为代表，主张限制对以军事支持，反对将美国资金用于攻击加沙平民，同时保留以色列遭受攻击时的必要安全支持。第三种则以北卡罗来纳州新当选参议员罗伊·库珀（Roy Cooper）和特拉华州参议员克里斯·库恩斯（Chris Coons）等人为代表，更倾向于维持美以安全合作，同时对内塔尼亚胡政府的具体政策保持批评，并支持通过外交和人道主义条件约束以色列。
由此看，民主党与特朗普政府在削减对以直接军事援助方面或许存在一定交集，但在是否继续军售、是否保留防御性军事支持以及如何附加援助条件等问题上，双方仍可能存在分歧。尤其是铁穹等联合防空反导项目，既涉及以色列安全，也关系到美以长期军事技术合作，未必会随着直接军事援助的削减而同步终止。
因此，民主党重新掌控国会，可能推动美国对以政策从相对无条件的军事支持转向更加审慎、有条件的合作，但未必意味着美以安全关系发生根本性逆转。国会能够在援助拨款、武器销售和政策监督方面增加对政府的约束，却难以完全决定白宫的对以政策。最终，美以关系将如何调整，不仅取决于民主党内部能否形成政策共识，也取决于特朗普政府的实际选择、伊朗冲突的后续发展，以及以色列国内政治格局的变化。
危险又复杂的过渡时期
新一届国会将于2027年1月3日开始任期。在此之前，现任国会仍将继续履职，这段时期被称为“跛脚鸭时期”。美国史汀生中心杰出研究员、大西洋理事会伊朗未来倡议创始人芭芭拉·斯拉文（Barbara Slavin）认为，特朗普可能利用这一权力过渡窗口，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共和党选举失利也并未能改变特朗普对伊朗战争的基本判断。前几日，特朗普接受采访时承认对伊朗的打击导致支持率下降，但坚称战争是“正确的事”，认为民众反对的是油价上涨而非军事行动本身。
以色列国内政治僵局，也可能增加冲突升级风险。10月27日以色列大选未能产生明确的执政多数，内塔尼亚胡继续以看守总理身份履职。选举前，他曾要求特朗普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但特朗普当时并未作出承诺。斯拉文认为，内塔尼亚胡可能借美国中期选举后的政治窗口，再次推动美国对伊动武，以巩固自身政治地位。不过，这一判断仍属于对其政治动机的分析，而非以色列政府已经作出的政策决定。
内塔尼亚胡需要一场对伊朗的胜利来减轻国内的反对，然而，特朗普眼下则更希望尽快解决伊朗问题，对他而言，快速达成谈判协议也是具有吸引力的选项。中期选举失利暴露了共和党内部存在的矛盾。副总统万斯将共和党败选归因于战争，正推动特朗普通过谈判政治解决伊朗问题，并私下指责内塔尼亚胡在这一问题上“完全错误”。也有一些高级官员希望特朗普继续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和经济制裁。
来自地区国家的压力也在增加。美国的海湾盟友不愿看到美伊紧张局势升级。卡塔尔正在积极推进美伊谈判取得进展，维持双方外交接触。沙特、巴基斯坦等国也参与推动停火方案。伊朗方面则释放出一定的谈判信号。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表示，最高领袖赋予了政府一定权限，以推动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冲突。在卡塔尔斡旋下，伊朗提出将恢复谈判的准备时间从七天缩短至两天，但前提是美国停止敌对行动、解除海上封锁并放松制裁。尽管双方在谈判条件上仍存在明显分歧，这一信号至少表明，德黑兰并未完全关闭外交渠道。与此同时，中国、俄罗斯等国也在积极开展外交沟通，推动局势降温。
由此，特朗普面临的政策选择愈发复杂：发动新一轮打击可能带来短期军事成果，却也可能引发更大规模的地区冲突，进一步推高能源价格；维持海上封锁和经济制裁虽能继续施压，却难以迅速解决危机；通过谈判结束战争，则需要在核问题、制裁解除和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议题上作出艰难权衡。
11月8日，特朗普宣布针对伊朗大规模封锁的的“铁门”特遣行动正全面展开，并表示只要围绕核问题和重新开发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取得进展，美国再次发动打击的可能性就“极低”，但也强调美军已经做好了再次发动打击的部署和准备。这种看似矛盾的言论，更反映出中期选举失利并未简单地将特朗普推向果断行动或军事克制，反而可能使他更急于在新一届国会正式就任前取得突破。无论是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还是推动谈判达成协议，特朗普都需要在有限的政治窗口内争取一项可以对内宣称为胜利的成果。然而，内塔尼亚胡的政治诉求、白宫内部的政策分歧、伊朗的谈判条件以及海湾国家对局势升级的担忧，使这一目标远非易事。新旧国会交替前的这段时期，既可能成为美国对伊政策转向谈判的窗口，也可能成为军事冲突再次升级的危险时刻。
作者：文晶，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
战宇飞，外交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