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当世界陷入四大危机，我们需要怎样的文明对话？
11月9日，在“文明互鉴国际论坛2026”主旨发言环节，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郑永年以《世界性文明困境与中华文明叙事》为题发表演讲。
在他看来，当今世界正同时面临地缘政治冲突、世界经济失衡、全球文明冲突和全球治理四大危机，而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又为人类文明的未来增添了新的不确定性。尤其值得警惕的是，当少数技术平台和算法逐渐影响人类获取知识、理解世界的方式，一些规模较小、相对弱势的文明，可能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压力。
但危机背后，还有一个更值得追问的问题：不同文明究竟应当如何相处？
文明对话并不是一个新鲜话题。二战结束以来，国际社会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文明交流活动，但郑永年认为，这些交流往往未能实现真正的平等对话。他回顾了海外新儒学、“亚洲价值观”和“文明冲突论”三场具有代表性的思想讨论，指出过去一些文明对话未能充分确立中华文明的主体性，而随着中国崛起，原有的文明对话模式也面临新的挑战。
在郑永年看来，今天的世界已经无法依靠某一种文明将自身意志强加于其他文明。面对全球性危机，人类必须通过平等对话凝聚共识，探索新的国际秩序。
图：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郑永年
以下为郑永年题为《世界性文明困境与中华文明叙事》的主旨发言整理全文：
各位嘉宾、各位同仁，大家上午好！
很高兴再次参加文明互鉴国际论坛。文明对话并不是一个新话题。至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都在倡导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交流。但我认为，今天讨论文明对话，具有新的时代背景，也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与过去明显不同的国际环境。
在我看来，当今世界同时面临四大危机和一大不确定性。
第一大危机是地缘政治冲突。从俄乌冲突到伊朗战争，地区冲突接连发生。俄乌冲突持续至今，其时间长度已经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仍不知道它将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候结束。国际局势不断变化，但总体上并没有明显向好的方向发展，未来还可能进一步恶化。
第二大危机是世界经济失衡。2007年至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是世界经济失衡的结果。近20年过去，全球经济不仅没有实现再平衡，失衡问题反而更加突出。过去我们谈发展问题，主要想到全球南方的发展中国家；今天，发展同样成为全球北方发达经济体面临的重要问题。如果世界经济继续失衡，我们所处的国际经济环境可能进一步恶化。
第三大危机是全球文明冲突。哈佛大学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曾提出“文明冲突论”。从今天的现实看，文明因素在冲突中的作用仍然值得重视，而且情况比当年所讨论的更加复杂。冲突不仅可能发生在不同文明之间，也可能发生在具有相近历史文化背景的社会内部。例如，俄乌冲突涉及复杂的历史与文化认同；中东地区的冲突也交织着宗教、政治、能源和安全等多重因素。这些问题正在不断深化。
第四大危机是全球治理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仍然存在，但应对全球性问题的能力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机制面临困境，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气候治理机制也承受着各方面的压力。一些国家退出或弱化了对部分国际机制的参与，原有秩序遭遇冲击，而新的秩序将如何形成，目前仍不清楚。
四大危机之外，我认为最大的不确定性之一，是我们这次论坛也在讨论的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究竟会不会催生一种新的文明？如果会，那将是一种什么样的文明？
对这一问题，我个人并不十分乐观。
从古代到今天，人类文明是在不同社会的长期生活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具有自下而上的生成特点，因此才有了文明的多样性。但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改变这一逻辑。无论是中国的DeepSeek，还是美国的OpenAI，其底层运行都依赖模型、数据和算法。如果技术发展越来越集中于少数平台和体系，一种自上而下的技术逻辑就可能对不同社会的文化表达产生深刻影响。
我尤其担心一些规模较小、影响力较弱的文明。对于这些文明来说，人工智能带来的可能不只是发展能力强弱的问题，甚至可能关系到它们如何保留自身的文化和表达方式。如果人工智能真的形成某种新的文明形态，它也许与我们这一代人所理解和接受的文明概念有很大不同。
人工智能的风险，我倾向于用三个英文单词来概括，分别是Safety、Security和Stupidity。
首先是Safety，即人工智能系统自身的安全风险。随着人工智能体获得越来越强的自主行动能力，系统之间可能出现攻击、欺骗、隐瞒行为等问题。这类风险不能被低估。
第二是Security，即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和国家安全带来的影响。人工智能已进入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尤其需要警惕其军事化趋势。我尤其关注美国等国家将人工智能用于军事领域的趋势。从俄乌冲突到美国在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以及中东地区的战争，现代军事行动对先进技术的依赖越来越深。如果有一天，人类把重大甚至生死攸关的决策完全交给人工智能，后果将十分危险。
第三是Stupidity，即对人类智力和独立思考能力的潜在影响。人工智能与过去几次工业革命的一个重大不同，在于它直接涉及人的认知活动。我观察到，人工智能可能使少数善于使用它的人变得越来越聪明，却让更多人因为依赖技术而减少独立思考，甚至变得越来越缺乏判断能力。
一些国家和地区已经开始加强对未成年人使用数字技术的监管。对于智力和判断能力仍处于发展阶段的青少年，如何防止过度依赖人工智能，也是未来必须重视的问题。
面对四大危机和人工智能带来的不确定性，我们应该怎么办？近年来，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我认为，在这四大倡议中，全球文明倡议所强调的文明对话尤为重要。
为什么？因为无论是维护全球安全、推动共同发展，还是改善全球治理，都离不开对话。今天的世界，已经不存在一个能够把自己的意志完全强加于整个世界的单一霸权。我们只能通过对话形成共识，在共识基础上探索新的国际秩序。这是必须走的一条道路。
问题是，文明对话究竟应该怎样开展？
既然文明对话并非始于今天，我们就有必要回顾过去的经验和教训。我想主要从中华文明参与世界文明对话的经历谈几点看法。
进入20世纪下半叶以来，国际社会围绕文明关系展开了许多讨论，也尝试举办各种形式的交流活动。但从实际内容和效果看，相关讨论仍有片面和局限之处，不少实践具有较强的象征性，没有形成能够持续产生深层思想影响的平等对话平台。
也就是说，国际社会并不缺少形式上的文明交流活动，真正缺少的是平等的、能够相互学习的对话机制。我们经常讲“文明互鉴”，但究竟实现了多少真正的相互借鉴？对此，我个人仍然持怀疑态度。
我参加过北美、欧洲和东南亚等地的多种文明对话活动。根据我的观察，有些对话实际上成了一些西方国家传播自身文明理念的渠道，非西方文明往往处于被评判、被教育的地位。中华文明虽然参与其中，但长期处于相对被动的位置，其主体性没有得到充分确立。
第一个值得回顾的案例，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海外新儒学参与文明对话的尝试。
当时，一些海外新儒家学者努力通过联合国等国际平台向世界介绍儒家思想，希望西方更好地理解中华文化。但回过头来看，我认为这一尝试并不成功，原因主要有三个。
首先，当时不少海外新儒家学者未能充分确立中华文明自身的主体性。他们主要论证两个观点：一是儒家思想不会阻碍现代化，甚至可以与西方式的民主、人权和自由等制度理念相适应。为此，他们经常引用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和新加坡等社会的现代化经验。
二是论证儒家文明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兼容性。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研究中，讨论了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也对儒家传统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作出过判断。新儒家学者则借助日本、亚洲“四小龙”等经济体的增长经验，论证所谓“儒家资本主义”的可能性。
但问题在于，如果我们始终以西方现代化模式作为衡量标准，努力证明中华文明能够适应这一模式，那么中华文明实际上就成了西方现代制度的文化补充，其自身的主体性仍然没有充分展现。
其次，早期相关讨论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中国大陆的现代化经验。当时中国改革开放刚刚起步，许多学者，包括我本人在北京大学读书时，都曾相信中国未来会走上一条类似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道路。这与当时的发展阶段有关。中国还没有取得今天这样的发展成就，确实需要向先发展起来的亚洲经济体学习。但随着中国的崛起，过去的解释框架已经无法充分说明中国自身的发展实践。
第三，西方国家对这类文明对话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当新儒学试图证明中华文明可以适应西方现代化时，西方相对容易接受，因为这种论证某种程度上强化了西方模式的普遍性。但是，中国的发展逐渐展现出不同于西方的路径，一些西方国家也因此重新审视，甚至担忧中华文明的影响力。
从一些国家关闭孔子学院，到围绕中国崛起出现的所谓“新朝贡体系”论述，都可以看到这种态度的变化。历史上，文明对话常常是强势文明传播自身理念的一种方式，而相对弱势的文明则希望通过对话保护自己的传统。中国崛起改变了既有的力量关系，也对西方长期形成的文明优越感带来冲击。“历史终结论”所反映的，正是冷战结束后一部分西方人士对于自身制度模式的高度自信。
这一段历史至少给我们两个启示：第一，放弃中华文明的主体性、单纯迎合西方标准，难以实现真正的文明互鉴；第二，随着中国发展和中华文明影响力提升，如果不能探索一条不同于过去西方主导模式的新道路，其他文明也未必会有充分的动力参与平等对话。
第二个案例，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亚洲价值观”的兴起及其影响。
当时，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是这一理念的重要倡导者。日本、亚洲“四小龙”以及东南亚一些经济体的快速发展，为他们提供了现实依据。
“亚洲价值观”与新儒学有相似之处，但出发点并不相同。海外新儒学主要由学者推动，重在证明儒家文化与西方现代化的兼容性；“亚洲价值观”的主要倡导者则是具有实际治理经验的政治领导人，他们更加重视亚洲社会与西方的差异，并认为这些差异恰恰有助于解释亚洲取得的成功。
他们强调贤能政治、家庭教育、社会责任、集体主义和秩序意识等价值，认为这些文化传统对亚洲经济现代化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我看来，与当时的新儒学讨论相比，“亚洲价值观”更具有实践基础和解释力。
我曾多次听李光耀先生谈到贤能政治（meritocracy）。他强调，新加坡不能简单复制西方式民主，而应当重视治理者的能力和实际治理成效。我认为，贤能政治至今仍是值得与西方式民主进行比较和讨论的一种重要治理理念。教育、家庭、集体责任等因素，也与这种治理思想有密切联系。
遗憾的是，“亚洲价值观”的讨论后来没能持续，更没有形成足够持久的思想影响力。我认为原因至少有五个。
第一，主要倡导者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等相对较小的经济体。他们的声音虽然能够被国际社会听到，但缺少足以长期推动全球性思想讨论的力量。
第二，亚洲国家内部对“亚洲价值观”没有形成共识，不同领导人之间存在很大分歧。例如，李光耀与韩国前总统金大中曾就亚洲价值观和西方式民主展开重要争论，金大中是西方式民主理念的坚定支持者。
第三，当时亚洲知识界很大程度上认同西方现代化理论，未能为“亚洲价值观”提供充分的学术支持，反而出现了不少批评。李光耀在一些地方的讲话和访问也曾引发争议。
第四，由于“亚洲价值观”强调有别于西方的制度和文化经验，它受到部分西方学者及舆论的质疑。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曾撰文讨论东亚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1997年至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这类质疑进一步受到关注，“亚洲价值观”的影响力也随之减弱。
第五，也是我认为更重要的一点，是中国在这场讨论中没有成为主体。尽管中国的改革开放构成了当时亚洲发展的重要背景，但中国自身的现代化经验、中华文明独立的世界观和价值体系，并没有得到系统呈现。
因此，“亚洲价值观”虽然试图突破以西方现代化模式解释一切的单一路径，却没有充分上升到以文明主体性为基础的思想叙事与对话层面。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这一讨论在国际公共舆论中的影响明显减弱。
第三个案例，是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文明冲突论”，以及我们当时如何回应这一讨论。
冷战结束后，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提出，未来国际冲突的重要来源可能从意识形态对立转向文明之间的差异与冲突。尽管这一理论存在明显局限，但它的出现表明，文明因素正越来越受到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视。
问题在于，“文明冲突论”引导人们更多关注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及其可能引发的矛盾，而相对忽视不同文明通过交流实现互补、融合与共同发展的可能性。近年来各地区发生的冲突，又使这一理论不断被重新讨论。
在我看来，当时中国并没有提出足够系统的回答。我们曾提出“和平崛起”等理念，也尝试把这些理念与中华文明的和平传统联系起来，但相关阐释还不够完整，缺少一套能够系统说明中华文明如何理解世界秩序、如何与其他文明相处的叙事框架。
因此，一些西方国家没有充分理解中国提出的和平发展理念，甚至把它视为政治宣示。更重要的是，当时我们还没有像今天这样，提出以文明交流互鉴和共同发展为基础、尝试超越“文明冲突论”的文明关系框架。
回顾这些历史经验，目的不是否定过去的努力，而是思考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2023年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为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平等交流、共同发展提供了重要理念基础。但我们也不能低估这一任务的艰巨性。真正的文明互鉴将是一项长期的、系统性的工程，既要有思想层面的创新，也需要建设能够持续发挥作用的实践平台。
今天，我想结合粤港澳大湾区，谈谈如何建设这样一个全球文明对话平台。
我认为，大湾区至少具有三个比较优势。第一，可以探索中央与地方分工合作的机制，充分发挥民间力量和社会组织的作用；第二，大湾区本身具有多元文明交汇的历史基础和现实条件；第三，可以在坚持中华文明主体性的基础上开展对话，避免重复过去一些交流实践中过度依赖西方解释框架的问题。
在大湾区城市中，我认为澳门具有其他城市难以替代的特殊意义。
从16世纪以来，澳门就成为西方进入中国、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同时也是中国吸收西方科学技术和文化思想的重要渠道。在这一过程中，澳门并非只是被动接受外来文明，而是在中华文化基础上吸收、转化不同文化因素，逐渐形成自身独特的融合模式。
为什么澳门能够在长期中西交往中保留这样的文化特点？我有一个个人观察，当然也欢迎不同意见。与英国等近代强势帝国相比，葡萄牙在世界体系中的力量地位、对外扩张方式以及与当地社会的互动具有自身特点。这些差异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澳门的文化发展路径。不过，如何从更深入的文明史角度解释这种差异，仍然有许多问题值得研究。
香港的历史经历则有所不同。香港长期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之下，英国在近代曾是具有强大军事、经济和文化影响力的帝国。它向外传播的不仅是枪炮和经济制度，也包括一套关于政治、经济及社会价值的叙事。因此，理解香港社会近现代以来的文化特点，就不能忽视殖民历史及其制度、思想影响。在我看来，这也是思考香港回归后一些社会现象的重要背景。
如果条件成熟，以大湾区为基础的文明对话还可以进一步与台湾地区、新加坡等具有中华文化传统的社会开展交流，比较它们不同的历史经历和现代化路径。
台湾地区经历过日本殖民统治，战后又受到美国及西方政治文化的深刻影响，因此形成了复杂的文化认同与发展叙事。我尤其担忧一些“台独”势力试图塑造与中华文明相区隔的文明叙事。在我看来，这种趋势尤其值得警惕。如果不能妥善处理文化认同问题，即使未来实现国家统一，台湾的社会治理也可能面临很大困难。香港回归后的经验，已经使我们看到确立共同文明叙事的重要性。
新加坡则提供了另一个值得比较的案例。它在儒家文化背景下，较为成功地吸收并融合了中西方制度与文化因素。我在新加坡生活了20多年，深切感受到当地始终存在不同的思想力量：一种重视李光耀所提倡的亚洲价值观，另一种更强调西方的制度和价值观。
新加坡在冷战时期所处的国际环境，也对其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产生了深刻影响。在我看来，李光耀时代之后，新加坡的公共思想和社会价值取向发生了变化，西方价值观的影响有所增强。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公众有时会觉得新加坡与中国存在明显差异。事实上，两者原本就具有不同的历史经历和制度选择，不能因为新加坡有较深的儒家文化背景，就认为它可以完整代表儒家文明，更不能把它等同于中华文明。
正因为如此，我更加重视澳门的独特经验。澳门在保持中华文明主体性的同时，又形成了多元文化长期交往、相互融合的社会生活，这是非常值得总结和推广的。
我也想借今天这个论坛提出一个建议：能否以澳门为重要支点，把文明互鉴的交流机制进一步网络化、制度化？
我们不能把文明对话停留在一次会议、一次活动上，而应该建设长期、稳定、能够持续开展思想交流的国际平台。充分利用澳门的历史文化资源和粤港澳大湾区的综合优势，有助于在不同文明之间开展真正平等的对话。
我相信，这不仅有利于澳门自身发展，也能够为大湾区和国家发展注入新的动力，更能够为未来全球文明之间的对话与共同发展提供新的推动力。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