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学术结构的历史图景及其思想史意义
从战国诸子谈到汉代儒学，汉初学术常被放在过渡的位置上。黄老之治与武帝尊儒成为叙述的主线，陆贾、贾谊、韩婴等人的思想则被分散到政治史、文学史或经学史中。然而，若不考察这些人的论述，便难以说明在黄老受到推崇的时期儒学如何延续，又是如何逐步形成回应汉初政治的理论的。汉初学术的变化，不能只用黄老退居次位、儒学取得优势来概括。无为与教化能否相容，宇宙秩序如何成为礼义的根据，诸家学说如何组织为治国之学，这些问题贯穿其间。考察这些问题，可见《淮南子》与董仲舒思想所承接的战国以来的思想资源，也可以辨明它们各自的儒道取向。
一、汉初学术的基本格局：汇通而非对立
汉初朝廷推崇黄老，儒生的主张并不总能得到采纳，因而这一时期常被概括为“尊黄老，抑儒学”。这一说法点出了政治风尚，但并没有说明学术内部的情形。受到朝廷重视的学说，是否排斥其他学术传统？儒生采用无为、道德等语言，是否就改变了自己的立场？陆贾等人的著述提示我们，政治上的进退与思想上的取舍并不完全一致。儒、道各有主张，也存在共同讨论的治国问题和可以相互采用的论述。
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论道家之术，称其“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又说它能够“与时迁移，应物变化”（《史记·太史公自序》）。在他的理解中，道家之长正在于取诸家之所长，再依时势作出选择，从而为现实政治服务。司马谈的论述出于武帝时期，是对诸家学术的回顾。由此反观汉初，可以看到一种值得注意的治学取向，即学说的现实功用要大于学术边界的保持。
黄老在汉初的影响，也须放到具体的政治事务中理解。“萧规曹随”所重视的，是沿用既定法令，避免频繁更张。新王朝经历战乱，社会秩序亟待恢复，这种施政方式有其现实理由。窦太后崇尚黄老，又使相关学说在朝廷的议政和用人中占有优势。但无为之治仍须依靠职官、法令和日常行政。它要求统治者有所节制，使既有制度得以运行。黄老的政治主张与其他学说讨论制度、职分的问题，由此也有了交叉之处。
儒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寻找施展其学说的途径。礼义、教化与先王之道仍是他们所重视的内容，但如何向汉初君主说明这些主张的用处，已不能只靠重述古代制度来实现。陆贾以无为论德治，贾谊把道德与六艺联系起来，都在尝试用当时能够进入政治讨论的语言解释儒家之学。他们对道家概念有所采用，却各有自己的落脚处。无为可以用来反对烦苛的政令，也可以用来说明礼乐教化何以使天下安定。两种无为的解释之间既有相通之处，也保留着治道重心的差别。
因此，考察汉初儒学，除了看儒生在朝廷受到何种待遇，还应当看他们怎样重新阐释自己的学说。若只把贾谊放在辞赋创作或政论写作中，他对道、德以及经典教育的讨论便容易被放过。把这些论述纳入视野，董仲舒思想产生之前的学术资源积累才会显现出来。儒学在武帝时期取得了更加重要的地位，有政治条件的变化，也有此前数十年间论说方式的调整。
二、黄老道家主导下的儒学生存空间
黄老在政治上的优势，并未使儒学的传授中断。经典讲习、师生传授和著书立说，为儒生保留了延续其学问的途径。传世文献的流传情况与学说在当时的影响，不能简单对应。黄老文献的散佚、流传方式的差别，都影响了后人所能看到的面貌。政治上处于一定弱势的汉初儒家，却保留了较多的儒家著述。就现存材料而言，陆贾《新语》、贾谊《新书》和韩婴的《韩诗外传》，提供了观察儒学如何回应黄老之治的几条具体线索。
陆贾首先面对的是新王朝怎样从征服走向治理的问题。他劝刘邦说：“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武力可以取天下，却不能代替持久的治理，这也是理解《新语》的一条线索。《无为》篇说：“夫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紧接着举出的，却是舜弹琴而天下治、周公制作礼乐的事例。篇中又以秦政为反面，说明用刑过度、举措烦苛如何加剧纷乱。陆贾借这些事例所讨论的，是统治者应当怎样作为，才能免于扰民而使天下安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周公制作礼乐，本来包含明确的制度安排，陆贾却把它放在无为之下加以说明。可见，他并不把无为理解为取消一切政事。礼乐教化若能使人有所遵循，统治者便不必事事依靠刑罚与强制。这样一来，无为与儒家所重的德治便有了联系。减少烦苛的政令，是为了使教化发生作用。天下安定，也须有礼义作为支撑。陆贾采用无为的语言，同时说明了儒家政治主张何以能够实现这种治理效果。
贾谊的讨论又向前推进了一层。《新书》中的《道术》《六术》《道德说》等篇，把道德的根据、人的行为与经典教育联系起来。《六术》以“道、德、性、神、明、命”为“六理”，再论“六法”“六行”，由此说明阴阳天地与人的行为所应遵循的准则。《六术》在论及人的六行之后，接着说：“是故必待先王之教，乃知所从事。”这句话说明了经典教育何以必要。人所具有的道德根据，要通过先王之教才能得到明辨，并落实为日常行为。六艺因而承担着沟通道德根据与实际行动的作用。在贾谊的思想中，先王体察人的德性及其表现，将其落实为可以传授、学习的内容，后人则通过学习经典理解自己应当如何行事。道德赋予经典教育以根据，经典教育则使道德要求获得具体的传授途径。贾谊由此说明，儒家所重的礼义教化，根植于人所禀受的德性，也关乎天地万物共同遵循的秩序。在这一解释中，学习经典也就是学习将道德准则用于人事。六艺教育由此把个人修养与政治治理联系起来，使礼义教化成为儒者讨论治国问题的具体途径。
韩婴所著《韩诗外传》，则把相近的思想放进了诗教的叙事。该书卷三记孔子观周庙之器，以“满则覆，虚则欹，中则正”说明盈满之戒，又以“持满之道，抑而损之”劝人谦抑。“持满之道”的具体解释，尤其能显示韩婴的用意。篇中接着说“德行宽裕者，守之以恭”，又说“土地广大者，守之以俭”“禄位尊盛者，守之以卑”。德行、土地和禄位各有所长，持守的方式也各有要求。德行优厚者须待人恭敬，拥有广大土地者须节俭自持，身居尊位者须保持谦卑。所谓“损”，由此落实为人在既有成就和地位面前应当采取的行为。地位越高、权势越盛，越须通过自我约束维持恰当的处世方式。这段叙事最后引《诗》“汤降不迟，圣敬日跻”，又将谦抑的要求联系到圣王的德行。孔子的教诲、持满的道理与诗中的圣王形象，便在同一段叙事中相互发明。韩婴也由此把人们熟悉的盈虚损益之理，转化为可以用于修身和居位的伦理要求。卷六“与物周流，道德不外”也是在称美、指过以及柔顺、刚毅等行为之间，说明君子怎样守住道德准则。韩婴所采用的语言可以与道家相通，其解释却始终围绕君子如何立身展开。儒道之间的联系，正是在这些具体论述中表现出来的。
陆贾、贾谊和韩婴的取向并不相同。陆贾着眼于取天下之后如何治天下，贾谊追问礼义教化的根据，韩婴则借叙事和引诗说明君子应有的行为。他们都没有因采用其他学说的语言而放弃儒家所重的内容。汉初儒学的变化，因而可以理解为向黄老靠拢，却又保留了儒家的思想底色。它也在借助这些讨论，扩大礼义、教化所能解释的范围。这些思想展示了董仲舒之前儒学回应现实政治、发展自身论说的多种途径，也使武帝时期儒学展开的思想背景更为清晰。
三、《淮南子》与《春秋繁露》：总结与建制
到武帝即位前后，这种跨越学派的讨论，在《淮南子》与董仲舒思想中有了更集中的表现。《淮南子》由刘安主持编纂，成书于武帝初年。董仲舒则以春秋公羊学讨论天人关系和王道政治，与其思想有关的文献后来汇入传世《春秋繁露》。今本各篇的形成和归属须分别看待，不能将全书不加区别地视为董仲舒一时所作。比较二者，仍可看出汉初以来的治道讨论怎样与更广泛的知识相联系，又怎样形成不同的政治主张。
二者有一个共同的关切：治理天下的原则，应当如何与天地运行、人事变化贯通？《淮南子》从道的立场出发，组织儒、法、阴阳等诸家的知识。董仲舒则以《春秋》为依据，将天道与王道相联系。诸家材料由此获得了各自的安排。但采用了哪些思想资源，尚不足以说明一部著作的取向。更须追问的是，这些材料最终用来说明什么，以及何种原则决定了它们的取舍。
《淮南子》的特点，可以从《要略》对著书宗旨的说明中看出。该篇以“纪纲道德，经纬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诸理”概括全书，又说：“言道而不言事，则无以与世浮沉；言事而不言道，则无以与化游息。”道与事必须相通，正是它安排诸家知识的理由。天文、地理、养生、政治等内容，被放在同一部著作中，并不只是为了求其广博，而是要说明人在变化的世界中如何有所依据、如何应对事务。就此而言，《淮南子》确有总结先秦以来知识的意义，但这种总结本身也服务于现实的治国问题。《主术训》说：“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准绳也。”君主据法施行赏罚，也须以法约束自身的判断。道家所重的无为，在这里与法度的运用联系起来。政事有共同的准则，君主便应减少出于个人好恶的干预。《淮南子》对诸家知识的汇通，因而落实到了赏罚如何施行、君主如何用权等具体问题上。
董仲舒的论述，则更直接地从经典解释进入王朝政治。在他的天人之论中，君主的统治须以天道为根据，施政也须符合天意。这里既有为王权说明其根据的一面，也有要求君主修德、更改失政的一面。《汉书·董仲舒传》所载对策，以灾害、怪异警告政治之失，正体现了后一层意思。因此，天人感应既为王权提供依据，也使儒生得以借天意论说政事，将德治的要求放到君主必须回应的位置上。
这些论述与武帝时期的政治变化有密切关系。随着朝廷施政取向的调整，儒生参与政事、陈说治道的机会有所增加，经典解释也更直接地进入政治讨论。二者都回应现实的治理问题，但针对君主应当依据什么、如何施政，提出了不同的解释。
回看汉初的学术，黄老受到推崇与儒学持续发展，原本就发生在同一时期。陆贾以无为说明德治，贾谊以道德贯通六艺，韩婴把戒满、谦抑等思想纳入君子之教，呈现了不同的论说途径。到《淮南子》与董仲舒思想中，治道与天地秩序的联系得到更充分的展开，也形成了不同的解释方向。汉初儒学的发展，体现了思想传统回应时代问题的创造力。儒者通过经典传授延续礼义教化之学，又借助对无为、道德等概念的阐释，说明先王之道如何用于帝国治理。在这一过程中，经典教育、伦理规范与治国原则获得了更紧密的联系，也为武帝时期儒学的展开准备了思想条件。汉初的思想史意义，正在于这一转化的具体展开。
（作者：张雪枫 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州学刊》杂志社）
编辑：付婷 审核：姜秋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