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此而兴②丨从殷墟文化身体观解码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编者按：殷墟为中华文明信史可考之源，甲骨文为汉字之根；文明由此可溯，文化自信由此而兴。2022年10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河南安阳殷墟遗址，指出“这次来是想更深地学习理解中华文明，古为今用，为更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借鉴”。四年来，殷墟考古与殷商文化研究有何新进展？即日起，大河网学术中原推出特别策划《“殷”此而兴》，诚邀考古学、甲骨学、殷商史、文化遗产保护等领域专家学者，围绕殷墟考古新进展、殷商文化研究新发现、甲骨文传承弘扬、中华文明探源与“古为今用”等议题分享研究成果。

今天推出第二期《从殷墟文化身体观解码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在哲学与思想史的视域下，“身体”不仅是物质和生理层面的具体存在，也是认知模式、习俗风尚与社会文化的复合概念载体。作为商代晚期文明的首要代表，殷墟的遗迹与遗存不仅展现了青铜时代辉煌灿烂的文明成就，更在“身体”这一人类最本原的认知与实践载体上编入了文化密码。从甲骨文以身为形的造字智慧，到尚武强身与避疾保健的生存实践，再到服饰礼器所构建的等级秩序，殷墟文化所蕴含的身体观正是解码早期中华文明核心特性、理解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形成机制的一把关键钥匙。

一、身体作为甲骨文字的构形来源：中华文明连续性的根底

殷商晚期，甲骨文已经基本确立包括象形、指事等构形方式的符号系统，而人类身体的形态、动作以及肢体器官则是其主要构形来源。例如，徐中舒主编的《甲骨文字典》所收录较有代表性的单字共1106个，其中从正面及侧面描摹人类完整身体形态的就有195字，至于单独表示身体部位、器官及部分肢体动作如奔跑、跪坐等的常用与非常用字形则有更多。可见殷墟文化具有突出的身体意识，也以身体作为认知世界与传承文明的重要图式。

因为，语言文字显然凝聚着一个民族、国家的历史与文明。而甲骨文这样以单字为基本表意单位且多以象形方式构形的文字，则会尤其影响使用者及其所属文化整体的认知模式。当人身体的不同部位与各种姿态被以单字的形式频频刻写在龟甲牛骨之上，殷墟文化自然也就逐渐凝聚和建构起了以身体为核心的各种观念、意识。甲骨文中多数将人的身体呈现为侧面，或躬身、跪地等姿态，这既反映了殷墟文化社会等级制度的高度发展，从而将多数人视为王权与超越者权威的从属，又说明了殷墟文化各类活动、仪式的丰富甚至复杂，因此需要以侧面的压缩比例呈现人的身体，使得单字所能携带的信息量更大。

正如后世《周易·系辞下》所总结的，“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段话通过对神话中华夏始祖伏羲即“包牺氏”创设人文的描绘，概述了早期中华文明逐渐发展出的“取象类物”认知模式。具体来说，先哲在认识与探索世界时，既会抽取较有典型性的事物之象，又会注重各种象状间的辩证类推，因此不至于走向孤立抽象的形而上学。在这样的认知结构中，“近取诸身”的身体则是最为关键和基础的一环。正是由于以身体的感受与价值为本体，才能在天地万物各象之间形成感通，寻找到使它们得以被关联类推的内在结构。

进而言之，殷周之际政治思想由超越本位转向人文精神的变化，其实也已在甲骨文字对身体的重视与殷墟文化各领域所积累起来的身体意识中萌芽。而殷墟文化中高度发达的身体符号化能力，正是连续性在中华文明原初根底上的深刻体现。它是一种源于身体、基于类比、成于系统的思维基因，持续塑造着中华民族观察世界、表达自我的独特方式。

二、身体作为尚武避疾的习俗载体：中华文明创新性的实践

在殷商社会中，长期存在着崇尚武勇与避疾保健的习俗，而它们无不以身体为载体，也指向对身体健康乃至强壮的追求。崇尚武勇就意味着重视并需要社会成员身体素质强壮，而在保障水源、环境卫生等不同方面体现出的卫生和医学意识，则表明殷商人普遍注意并采取了科学的实际措施以维护身体健康。进一步说，这更反映着殷墟文化已经基本形成健全的身体观与生命观，并充分展现了早期中华文明对维护公共卫生和个体健康的创新性实践。

在崇尚武勇方面，甲骨文辞中对殷商的中兴之王武丁有“大京武丁”的赞誉。“大京”即“壮武、高大”的意思，充分表现了殷商文化对身体体魄本身价值的重视。《诗经》的《商颂·殷武》则开篇就称颂武丁的勇猛战绩：“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罙入其阻，裒截其所。”对于另一位商王武乙，《史记·殷本纪》记载他“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虽然这是他过于野蛮而“无道”的表现，但也生动地说明了殷商武勇精神的突破性甚至创新性。

在社会生活领域中，殷商人通过各种措施规避与治疗疾病，保证身体健康。这首先体现在公共卫生方面。根据考古发现，殷墟遗址的公共墓地与居住地区之间有明显的空间分隔，而豢养牲畜的场地也专门按动物种类施设，并与人的生活环境分离。这显然是对人居环境的系统性改善。同时，商代社会还在法律层面上以严刑惩罚污染公共环境者，要求人们规范处理生活垃圾，预防病毒、细菌的蔓延滋生。如《韩非子》记载：“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在殷墟遗址中，亦多有发现用于民众丢弃垃圾的灰沟、灰坑或用于抛置弃废物的窖穴。殷商人通常会将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废弃物固定地倾倒入某些大垃圾坑，待其满时，再以纯黄土或掺有礓石颗粒的混合土封盖，以维护公共清洁与卫生。

在生活环境规划方面，殷商人则在对生存环境的改造上发挥了创新性智慧。其既重视生活用水保障，也专门针对污水排放建有对应设施。例如在殷墟小屯宫室区、白家坟东地与刘家庄均发现水井，说明当时人们除从洹水获取生产生活用水之外，还特意打井以作生活用水的稳定、方便来源。同时，殷墟遗址中还有排污设施，即位于城市各处的明、暗沟渠以及放置在地下的陶制管道。例如在殷墟白家坟东地一夯土建筑基址下，埋有长达16米的陶制排水管道。而在殷墟遗址各处发掘出的陶质排水管道中，有包括子母扣、三通转向接口等多种类型，构成当时领先世界的城市污水排放系统。

三、身体作为社会秩序的象征符号：中华文明统一性的建构

在殷商社会，“器物”与“服饰”作为身体的物质化延伸，早已被视为展现社会等级与政治权力结构的视觉符号，初步形成“贵贱有等、长幼有差”的礼制框架，深刻体现了中华文明追求秩序与统一性的内在基因。

如果将殷墟墓葬中包括器物与服饰的各类随葬品看作身体的物质化表现，那么不同随葬品间明显的等级差异也揭示了身体在社会等级差序中的象征符号意义。以青铜礼器为例，高等级贵族墓中随葬的觚、爵、尊等青铜酒器占青铜容器总数的比例高，而在低级贵族墓的随葬品中，酒器数量明显减少。显然，将本可用于制造武器的铜材塑为礼器或酒器并陪葬，是一种“浪费型消费”行为，以此彰显财富、权力或社会等级。玉器的制造和使用则进一步强化了这个象征体系。例如玉璧、玉戈等装饰或仪式用玉器需耗费极大人力与时间加工，却并不能如武器制造或城市建设那样产生与投入成比例的实际作用。可见，这一方面是将手工业者身体的劳动价值灌注到政治权威符号中的转化过程，另一方面也通过作为身体的物质延展的器物陈列，完成了对社会等级差异结构的确认。

服饰制度则是对社会秩序的“视觉编码”体系的更直接呈现。在商朝社会对贵贱等级差序的强调下，逐渐形成了“非其人，不得服其服”的等级服饰礼制，为绵延数千年的中国服饰等级制度初步构建了物质框架与文化基调。无论服装的款式、色调、做工、材质和纹样，还是装饰品的用料及其工艺简繁程度，都在商代的服饰等级制当中有对应的意义。如殷墟妇好墓出土玉器饰品426件，工艺精美细致，造型包括龙、虎、鹤等27类。另又有宝石佩饰、冠饰、骨笄和蚌饰共数百件，以及铜镜、玉梳、玉耳勺等一系列用于整理妆容的工具。而在商朝高层及中层权贵的墓中，出土各类饰品的数量与质量则随其生前社会等级而相应降低。到一般贵族的墓中，可能仅有少数随身饰品，服装所残存的布料及其工艺也明显粗糙。至于殷墟中大量的平民墓中随葬品，大概就仅有质地普通的陶器与水生物甲壳。

这种肇始于殷商、奠基于器服差异的等级礼制，经由周代的“制礼作乐”而制度化，成为中华文明维系社会和谐与巩固政治统一的文化和行为规范。进一步来说，它更使“礼”从外在的器物与仪节内化为社会的共同规范，为秦汉以降逐渐形成完善的“大一统”国家观念对统一性的追求提供了深层的文化心理构造与制度雏形。

【作者：赵麒翔 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宗教研究所 本文系河南省兴文化工程文化研究专项项目《殷墟文化的内涵与特质研究》（2023XWH028）的阶段性成果】

编辑：付婷　　审核：姜秋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