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米高空国际航班上抢回乘客性命，赤脚跪守近2小时！她用三十年深耕，和猝死赛跑

极目新闻通讯员 李苇薇

“Ladies and gentlemen, a passenger on board is experiencing an emergency medical condition. If there are any medical professionals on the aircraft, please contact us immediately. （女士们、先生们，机上有一位乘客出现紧急医疗状况，如果机上有医护人员，请立即与我们联系。）”

10月17日，在由中国北京飞往美国旧金山的美联航UA889航班上，这段紧急的英文广播打破了长途飞行的平静。刚结束在北京的授课、正赶赴下一场国际会议的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冠心病一病区主任胡丹教授，从昏睡中闻声起身，连鞋都来不及穿就冲了过去。此后近两个小时，她一直光着脚，双膝跪在餐车旁狭窄的地面上施救，直到患者生命体征平稳。航班落地后，美联航专门向她致谢。但这件事真正值得说的，不在“高空救人”四个字本身——而在于她跪在那里做的每一个判断，和她过去三十年一直在做的事，指向的是同一个方向。

机舱里没有“标准答案”

患者是一位40岁左右的美国华裔女性，她只会说中文。大约在飞机降落前3个小时，她开始感到胸腹部不适，出汗，起身想去找空乘求助，刚站起来就摔倒在地。胡丹教授赶到时，患者已经意识丧失、脉搏细弱，皮肤干冷，陷入休克状态。在向空乘人员表明身份后，胡丹教授迅速跪下来，把患者置于平卧位，迅速评估意识、呼吸、颈动脉搏动和神经反射等生命体征，随即开始心肺复苏。几分钟后，患者恢复意识，但仍十分虚弱。面罩吸氧、听诊、测血压、测血氧饱和度……她一边俯身用中文与患者交流，一边用英文与机组人员沟通、记录病情。空乘人员全力配合，有人扶稳氧气瓶，有人寻找机上所有的医疗相关设备与装置，有人将她收集到的每一组数据及时回传至地面急救中心。考虑到患者摔倒时头部可能受到撞击，在无法做影像检查的条件下，胡丹教授只能靠反复的体格检查来排查颅脑损伤。发现患者有下颌部磕伤，马上让空乘人员提供冷毛巾进行局部冰敷。此时，患者体温只有36℃，生命体征依旧微弱。

万米高空，救治条件处处受限。机上没有现成的糖盐水，胡丹教授就让空乘取来飞机配餐用的盐包和糖包，兑上温水，待患者恢复意识、能够吞咽后，再少量多次交替喂服，以补充电解质、扩充血容量。没有热水袋，她就利用机上材料自制“暖水瓶”，外面用毯子层层裹好，为患者保暖复温。同时头部和脚部放上枕头抬高，增加回心血量。时间一点一点过去，患者生命体征还是很虚弱，正当胡教授准备给病人静脉滴注液体时，转机出现了。

胡丹教授在航班上为患者实施救治

在第三轮补液之后，患者的血压逐渐从70/40毫米汞柱回升至130/100毫米汞柱，脉搏恢复至70次/分；颈动脉、桡动脉的搏动重新变得清晰；体温一点点回暖，人也慢慢清醒。最直观的变化是声音：刚开始，胡丹教授必须俯下身，把耳朵贴到患者嘴边才能勉强听清；慢慢地，她跪着就能听见了。

待病情趋于稳定，胡丹教授和空乘一起把患者转移到客舱最后一排，平卧固定。等到乘客那双紧闭的眼睛终于睁开，她长舒了一口气——这才注意到，自己的脚上从头到尾没有穿过鞋。半小时后飞机平稳落地，这位乘客被地面医护人员紧急送往当地医院进行救治。

“就想先把人救回来”

这已不是胡丹教授第一次在旅途中出手相救。此前，在国内外的航班和高铁上，她已先后四次紧急救人。“当时脑子里没有别的，就想先把人救回来。”她说。事后谈起跪了近两个小时的双膝，她笑了笑：“比起把人抢救过来，这不算什么。飞机上的工作人员也都给了很大的帮助。能够这么及时的把病人抢救回来，也得益于医院严格的培训体系 —— 我在医学院给学生讲的就是心源性猝死的诊断与治疗。”

高空的那两个小时，和既往的三十年

对胡丹教授来说，与猝死的赛跑不只发生在万米高空，也在病房和实验室里继续。心脏性猝死起病急骤，黄金抢救时间往往只有几分钟。我国每年SCD发病人数约54万，相当于每分钟就有1人发生，每天约1500人因此离世。绝大多数发生在院外，受现场条件限制，整体抢救成功率仅1%～2%。在飞机上救回一个人，靠的是那一刻的判断和条件；但要让更多人不至于在某个毫无预兆的时刻倒下，靠的是发病之前的工作。

这正是胡丹教授团队长期做的事。作为楚天特聘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她长期致力于心律失常、冠心病、心力衰竭、心肌病与心源性猝死防治研究。在美国工作15年后，她放弃了美国的优厚待遇，毅然选择报效祖国，将多年所学投入国内临床与科研工作。她带领团队从基因入手，寻找可能诱发猝死的“隐形风险”，相关成果入选“中国心律失常领域近三年十大原创研究”和“女科学家优秀科研成果奖”等，个人也被官方组织评为“中华医学会中青年心血管病学菁英”、 “近5年心脏离子通道病最活跃的中国学者第一”等。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黄恺书记，心血管医院江洪院长，蒋学俊院长的支持和帮助下，胡丹教授团队还将重点放在推进“心源性猝死的精准诊疗体系的建立与应用”。从建立中国人群心源性猝死相关数据库和监测平台，到构建干细胞和动物模型，到推动风险预警、精准干预、个体化药物和器械治疗落地，再到风险分层、随访管理、科普宣传和救治培训，团队的目标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把猝死防治的关口，从“被动抢救”尽量前移到“主动预警、主动筛查、主动治疗” 。

与医院和实验室里日复一日的工作相比，万米高空上的这次施救，在这个意义上是一回事：都是在信息不全、时间紧迫的条件下，尽可能早地识别风险、尽可能准地做出判断。 区别只在于，高空中的判断只能救一个人，而体系性的前移，有可能在更多人身上，把“来不及”变成“来得及”。

“让人不必倒下，是我愿意用一生去兑现的承诺”

事后胡丹教授评价道，“机上那几个小时，我没有觉得自己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任何一个受过训练的医生，在那种条件下，都会做同样的判断、同样的处置。真正让我事后反复想起的，不是我们把人救回来了，而是整个机舱里，除了恰好有医生在，能做的事情太少了。公众的健康意识和基本的急救能力，才是离倒下的人最近的一道防线。所以这件事对我不是一个可以反复讲述的故事，而是一个提醒：医学不能只等在诊室和手术室里。让更多人知道自己可能面临什么风险，让更多普通人在关键时刻知道该做什么，和我们在病房里救人同样重要。飞机上那一次，让我看到医学离一个人有多近；几十年与猝死较量，让我懂得医学该为多少人走得更远——救回倒下的，是医生的本分；让人不必倒下，是我愿意用一生去兑现的承诺。”

（来源：极目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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