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勇：求索人居风景里的学问

文/高明勇

阅读清华大学郭璐女史的新作《经之营之：先秦传世文献所见中国早期规划》（清华大学出版社），容易让人产生“错觉”，她执教于建筑学院，深耕于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研究，而书中关注的是《尚书》《诗经》《管子》《周礼》等，按惯常认知，书中所谓“早期规划”，关注的是什么？这些文史元典与城市规划之间，究竟藏着怎样的关联？

根据书中研究，无论是人居发轫、营城立邑，还是城市规划的知识体系与传承映照，均可在这些文献中找到蛛丝马迹，乃至系统的规划体系。如武廷海教授在序言中所言，“从秦汉隋唐回溯到更早的先秦时期，特别注重从空间结构形态挖掘深层的思想和制度动因”。放在清华建筑一脉的治学传统里看，自梁思成先生提出“体形环境”，到吴良镛先生建构“人居环境科学”，再到今天方兴未艾的“规划遗产”研究，这一传统所关切的对象，不妨概括为“人居风景”：立足人居本体，洞悉内在秩序；观察风景表象，研习外在肌理。

俗话讲，看景不如听景，听景不如想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郭璐的研究，通俗来说，便是求索人居风景之中深藏的“门道”。人居风景，内有洞天：有山川自然，隐含“象天法地”之理；有城郭聚落，传承“辨方正位”之术；有载道文本，蕴藏“体国经野”之道。所谓“实广虚、相形势、营邑制里、编户齐民”，古人营城的智慧，不仅仅是遗址考古，更多时候，赖文字得以记载、凭文献得以留存、借文脉得以流传。

人居风景，深深扎根于文脉源流。求索人居风景的学问，除了探勘遗址，势必要溯源文脉，以经籍为凭、以文献为据，经之、营之，继而攻之、成之。城市是“建”出来的，也是“讲”出来的。同理，“人居风景”是“造”出来的，也是“述”出来的，核心在于两层学问，一为营造之学，一为阐释之学，二者互为表里，彼此支撑，相辅相成。

人居风景之大，首推都城宫殿。“以赋观城”，正是读懂人居风景“门道”的一条路径。从张衡《二京赋》、左思《三都赋》，乃至乾隆《盛京赋》，若要读懂一座古城，往往要先读懂铺陈其格局的辞赋。郭璐曾以大量传世京都赋为对象做考释比对，建构都城空间模式的理论模型，揭示出古代都城空间逻辑。都城宫殿之恢弘，都邑辞赋之绚烂，相得益彰。

人居风景之中，则见园林庭院。陈从周先生“说园”，便是在方寸园景之中发掘学问：“园外有景妙在‘借’，景外有景在于‘时’，花影、树影、云影、水影、风声、水声、鸟语、花香，无形之景，有形之景，交响成曲。”游园而思文，便在看景、听景之外，多出一重“想景”之意趣；以文观园，方能体察造园者之巧思与寄意。

人居风景之小，莫过于亭台楼阁。范仲淹《岳阳楼记》可为一例：“重修岳阳楼”，是为构筑其形；“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是赋其魂。千百年来，多少人因这篇记文知晓岳阳楼，而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更让这座楼名闻天下。写下《与范经略求记书》的滕子京，对此早有洞见：“天下郡国，非有山水环异者不为胜，山水非有楼观登览者不为显，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文字非出于雄才巨卿者不成著。”此言可谓一语中的。

此前和作家梁衡交流，谈及革命年代“三边地带打天下”的现象，我常想，治学亦是同理。郭璐的治学，正处在建筑学与文献学的交界地带，而人文、科学、艺术的交汇处，恰恰最容易生长出新的认知、做出原创的探索。

以城观文，可窥见古人营造的传统；以文观城，更能读懂一座城市的精神。求索人居风景里的学问，关键在于真正读懂“人居”：既读懂“人之居”，也读懂“居之人”；以人文观城，以城观人文，如此所见，才是有温度、有精神的人居风景。

作者系政邦智库理事长，凤凰网政能亮创始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