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恶意投诉”的底气从何而来?

拒绝“恶意投诉”的底气从何而来?

投诉举报渠道的建立,是为了方便群众反映问题、维护权益,推动工作改进。然而,当前存在部分投诉故意捏造事实、歪曲信息,或借投诉施压、谋取不当利益。如何既畅通群众维权渠道,也让基层有底气拒绝不合理要求?本期基层圆桌会,我们一起聊聊。

如何界定“恶意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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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意投诉不能随意定性,要有清晰的界定标准,正确看待群众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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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半亻子:群众事无小事,不能随意定义恶意。

余文韬:其实理性投诉和恶意投诉的边界很好判断,基于事实为自己征求权益、为群体发声、推动制度完善的是理性投诉,无理取闹、试图通过投诉扩大影响获取个人利益的是恶意投诉。

绿水:正常监督盯着的是事。这件事该不该办、办得对不对、拖了多久,投诉人要的是把事情办成。恶意投诉盯的往往是人。事情能不能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把办事的人拖进麻烦里,让他不敢管、不敢拒,好从中拿到本不该拿的东西。除了极少数蓄意的恶意攻击,绝大多数情况下,反映的问题有人管、能解决,办事的人真心在办、把政策讲清楚,这几样都到位了,投诉自然就少;反过来,事没人管、话没人听,一件小事也可能被放大成一场拉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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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部分“恶意投诉”“不合理投诉”,基层表示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应对,严重消耗行政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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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逸:有的诉求明明是不合理诉求,被驳回后,投诉人以态度不好、服务差等理由为借口,投诉协调处理问题的人。有的单位为了息事宁人,不顾一线人员的感受协商赔礼道歉,这真的很打击工作积极性。

时间和人:来电人投诉不需要提供任何证据,遇到一些不合理投诉,我们回复来电人需要不断去证明,证明完了下次来电人继续同样的问题,我们需要再次证明,反反复复。

基层为何不敢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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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考核压力,一线工作人员担心投诉人不满意而影响评分,因此面对“恶意投诉”,基层只能被动承接、反复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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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雷霞:许多基层干部不敢对恶意投诉说“不”,不在道理上讲不过,而在考核上“输不起”。满意度排名一压,“收到工单必须答复”“处理不好影响绩效排名”成了悬在头上的利剑。一方面要求基层拒绝不合理诉求,另一方面又用满意率把拒绝的后果压回基层,基层自然就失去了说“不”的底气。

PonyPippy:就我自己接触的一些案件来看,遭遇不合理诉求,在考核的影响下,工作人员只好去做思想工作,去沟通解释,对于涉及具体利益的处置只能淡化。有些投诉涉及上级部门,却被硬塞给权责有限的基层部门,把矛盾进行转移,给基层造成了工作被动,陷入工作扯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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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地方出于怕出事、怕担责的顾虑,倾向于息事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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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继宇:有的干部一听见投诉、一看到网帖就心里发慌,为了避免争议、息事宁人,在原则问题上松口子、在政策底线上让了步。这种“怕出事、怕担责”的心态,看似化解了一时风波,实则纵容了投机式投诉,既损害制度刚性,也容易形成“大闹大得利”的不良导向。

杨琴:少数地方为息事宁人选择“特事特办”,无形中向外界传递了“闹大有得、闹小有得、不闹不得”的信号,恶意投诉者尝到甜头,效仿者接踵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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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接诉渠道重转派、轻研判,未充分区分诉求性质、职责归属和处置权限,导致超出基层职责或能力的事项也被机械下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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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星:曾经接过上级转下来的件,反映天上民航飞机声音太大以及清晨鸟叫声影响睡眠的投诉,大概不仅仅是基层要说“不”,考核基层的上级单位也要主动参与进来一起说“不”。

春华秋实:受理筛选机制落实不到位,投诉平台沦为“二传手”。部分投诉受理渠道存在“只接不筛、机械分办”的问题,缺乏对诉求合理性的甄别与过滤机制,导致无论诉求是否合理、事项大小,均不加区分地直接派发至属地或属事单位。

如何让投诉渠道运行效率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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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投诉办理考核,要注重履职情况和办理实效,避免将投诉人的“不满意”直接等同于工作人员“未尽责”。对受到不实指责、恶意诬告的,应及时澄清正名、纠正不当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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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眼睛:考核导向从“让投诉人满意”转为“让履职到位”。“满意/不满意”是主观评价,“问题解决/没解决”是客观事实。要把考核主观评价改为客观事实评价。

神影:其实可以不用管是否恶意,毕竟这个界定很容易被利用,容易造成不敢投诉。只要允许存在“不满意”,不要动不动就问责就行,否则大家都不想做,不敢做。

石雅琪:要把考核免责机制落到实处。一些地方已在考核中为“明显不合理诉求”设置免责情形,这一方向值得推广。对经认定属于不合理诉求、基层已依法依规履职的,不应简单以“满意度”“办结率”倒扣分;对经核查不实的投诉,应及时为被投诉对象澄清正名。

郑勇钢:澄清保护,打消干事顾虑。健全容错纠错与澄清正名机制,对经查证确属恶意诬告的投诉,第一时间通过官方通报、单位公示等方式为当事人澄清事实、消除不良影响,坚决撤销不当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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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调查核实、分类分流、复核反馈等程序,让群众维权有路径、基层办理有章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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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ooooogurt:恶意投诉本身具有相当的主观性和多样性,从根源上无法制止,在渠道上设置关卡或者投诉门槛不可行,存在将合理诉求拦在门外的可能性。该问题的本质在于要制定标准化的投诉处理流程,并且保留可以核查的记录,让基层人员“心里有底气”,不怕无端问责。

车挺:群众提交诉求时,可以在系统上通过引导式提问,帮群众把情绪转化为信息:您反映的是咨询、求助、投诉还是举报?事发时间、地点、涉及对象是谁?您认为对方违反了哪条规定?您有什么证据?您希望得到什么结果?这不是设门槛,而是帮群众理清思路,把情绪输出转化为具体的问题。

谢江辉:破解“恶意投诉”的关键不是压制声音,而是在畅通渠道与规范秩序之间建立精细化的分流机制,让合理的诉求被看见、被解决,让恶意投诉被识别、被终结。首先是要建立科学的甄别机制,对无正当理由或事实依据的投诉不再转办,对反复高频多平台投诉等异常情形要求补充证据,从源头区分出合理诉求与恶意投诉,避免行政资源被无效消耗。其次要推动实体性办结,对合理诉求不能止于程序性答复,面对那些重复反映多次未解决的投诉要实行重点督办,确保问题真解决,矛盾真化解。最后还要完善“办结—反馈—终结”闭环机制。终结不是冷冰冰的拒收,而是通过充分的释法说理,把法律依据和处理结果讲清楚。

石雅琪:要把受理边界清单化。明显违背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无实质诉求内容的、以投诉为手段要挟牟利的、已依法终结仍反复缠诉的,应明确分流或终结程序。边界越具体,受理人员越有依据,群众预期也越清晰。

【基层说】

福建省南平市建瓯市委组织部 江其鹏

“恶意投诉”消耗基层,背后是考核一味推崇“满意率”、接诉机制设置边界不清、干部拒绝不合理诉求底气不足等多重因素。破解这一困局,只有让正常监督有通道、恶意投诉有“出口”、基层履职有边界,投诉举报才能回归权利救济的本位。一是要划清边界,让基层能甄别。明确主动制造条件、以牟利为目的等滥用投诉情形,列出负面清单,照单判别,让基层说“不”有据可依,而非“凭感觉”裁量。二是要畅通出口,让基层敢拒绝。建立“一键退办”和申诉复核机制,经核实属于恶意投诉的工单,从满意率考核中剥离;同时保留真实不作为的督办通道,防止群众正当权益受损。三是要双向规范,让监督不跑偏。要求合理诉求限时办结、闭环反馈,同时上级有关部门在派单前先行筛选,合理划分属地责任。

谈谈说

实际上,基层担心的并不是“恶意投诉”,而是不知道如何应对此类投诉。一面是考核压力,一面是缺乏确定的应对机制,让基层左右为难。近期,四川雅安市政务服务管理局在介绍“12345热线为减负赋能推动基层工单‘减量提质’”工作时,提出推动群众诉求实质性闭环解决,树立“不片面追求高满意和解决率”的考核导向,允许合理存在不满意工单。地方实践释放积极信号,为基层撑腰需要落实到具体制度中。让投诉渠道高效运行,既要优化考核,也要完善事实核查、权责分流、复核反馈等程序,让合理诉求有人接、有人办,让不合理诉求有明确的解释和依法依规终结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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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半月谈

策划:李坤晋 秦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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